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8次“發現鄭州”
鄭地編鐘，演繹雅俗和鳴
核心提示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發表重要講話，為文化遺產的發掘研究、保護利用與宣傳報道指明了方向。
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新鄭裴李崗遺址和鄭州商城遺址雙雙入選。至此，鄭州累計有18個項目上榜，位居全國城市之首。
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發掘的這18個項目，時間跨度從舊石器時代到兩周時期，涵蓋聚落、城址等豐富類型，構筑起一條幾乎沒有斷代的文明演進鏈條。這在全國城市中極為罕見，也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鄭州樣本”。
本報推出的【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8次“發現鄭州”】系列報道，以18個入選項目為主線，用考古實證鄭州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力求將“厚重鄭州”落于具體、可感的遺址與文物之上，把考古遺址轉化為城市文化認同感和公眾自豪感的源泉，也為文旅融合、城市軟實力提升提供文化敘事支撐。
公元前578年，魯成公十三年。
晉國聯合諸侯聯軍伐秦。出征前，在社廟舉行的祭祀儀式上，魯國大夫成肅公接受祭肉時神情懈怠，舉止失儀。
周王室大夫劉康公當即厲聲斥責：“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這番話被記入《左傳·成公十三年》，成為后世理解先秦政治倫理的鑰匙。祭祀與軍事，并列為國家根本。
兩千四百年后，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隊員在新鄭中華路掘開黃土時，他們或許不會想到，劉康公那句擲地有聲的訓誡，在這片封土之下獲得了最真切的注腳。
出土的青銅禮樂器
這便是新鄭鄭韓故城鄭國祭祀遺址。它以17座青銅禮樂器坑、44座殉馬坑、348件鄭國公室青銅禮樂器的宏大規模，較為完整地呈現了周代諸侯國社稷祭祀的禮儀空間，為那個禮樂制度面臨深刻變革的時代，留下了最莊重的實證。
1997年，它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禮法舊章，時代新局
20世紀9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浪潮席卷中原。位于鄭州城南的新鄭，迎來了它的快速發展期。
1996年9月，中國銀行新鄭支行基建工程破土動工。按照慣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行開展考古勘探。誰也沒有料到，這片北臨新華路、南靠新鄭市實驗中學、西接中華路、東依小高莊村的尋常地塊，竟埋藏著一座東周都城的祭祀圣地。
考古隊布下80個10米見方的探方，發掘面積達8000平方米。隨著土層逐層剝離，各時期遺跡接連暴露：墓葬152座，商周灰坑791座，水井98眼，戰國烘范窯3座。而在這些晚期地層之下，一個規模空前的春秋祭祀遺址，正緩緩顯露真容。
這片土地沉默了太久。
鄭國，始封君桓公友，為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公元前806年封于鄭地，都棫林。幽王時，為避犬戎之禍，鄭桓公將宗廟寶器與部分民眾遷寄于虢、鄶之地。公元前769年，鄭武公傾國東遷，占有虢、鄶等十邑，在新鄭另立新都，仍循鄭之舊名。至公元前375年即鄭康公二十一年被韓國所滅，鄭國在此建都長達395年。
這395年間，新鄭是中原最繁華的都邑之一。然而，1923年李家樓鄭公大墓被鄉紳李銳打井意外發現，出土青銅器100余件，包括蓮鶴方壺、王子嬰次燎爐等禮樂器，器形之大為春秋墓中所罕見。但由于為搶救性發掘，缺乏地層依據，出土物混雜不清，后因戰亂，文物分藏多地，留下諸多學術謎團。
鄭國祭祀遺址
七十余年后的這次科學發掘，終于彌補了歷史的缺憾。
地層關系清晰可辨：多數禮樂器坑直接打破春秋早期地層或灰坑。結合器物風格與特征，其年代上限不早于春秋早期，下限不晚于鄭伯墓。祭祀遺址位于鄭韓故城東城西南部，總面積約22000平方米。17座青銅禮樂器坑、44座殉馬坑、1道夯土墻基，以348件青銅禮樂器為代表的大批珍貴文物，震驚了學術界。
天子之禮，諸侯用之
自周公制禮作樂，一套以“禮”區別宗法等級的制度逐漸完善。春秋早中期，這套制度仍在運行。以周天子為核心的政權，為諸侯“定名分”“別尊卑”，從王位繼承、都城規格、祭祀用器，到封地、儀仗、賦稅，皆有法規。
然而，公元前707年，繻葛之戰，鄭莊公擊敗周桓王率領的王室聯軍，周天子中箭敗走。天子的威嚴一落千丈，制度約束在諸侯國的壯大中受到沖擊。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鄭國祭祀遺址的發現，呈現了一幅禮樂制度在諸侯國層面如何被繼承、被僭越、被重新詮釋的圖景。
在鄭國車馬坑遺址博物館，象征著王室級別的“九鼎八簋”揭示出鼎簋組合之間的王室等級密碼。
按周制，“左宗廟，右社稷”。社壇為大地象征，以天為穹廬，不設屋宇，周筑矮墻，稱“社壝”。鄭國祭祀遺址僅發現夯筑圍墻墻基，無房屋建筑遺跡——這與文獻記載的社稷形制完全吻合。遺址內大批馬匹作為犧牲，進一步確認其社稷祭祀性質。這是迄今發現的較為完整的周代諸侯國社祀遺址，對研究周代社祭制度具有重要價值。
禮器坑中的發現，更具震撼性。
出土的文物
以保存完整、未經盜擾的K10為例，坑內出土列鼎9件、鬲9件。另有4座禮器坑均出土列鼎9件、簋8件、鬲9件、方壺2件、圓壺1件、豆1件、鑒1件，共31件禮器。
這組數字的含義非同小可。
漢儒何休注《公羊傳·桓公二年》：“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按周代禮制，“九鼎八簋”為天子配置，諸侯當用“七鼎六簋”。鄭國作為諸侯，卻多次使用“九鼎八簋”，并配以整組編鐘。這是諸侯僭越天子之禮的明證。
但正如孔子所言：“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祭祀社稷者，必為鄭國國君。在諸侯爭霸的時代背景下，這種僭越已成慣例。鄭國祭祀遺址的“九鼎八簋”，正是那個禮樂制度深刻變革時代的歷史定格。
禮器坑的排列同樣意味深長。K2、K3、K10形成三坑相連的組群，K2坑周圍又有樂器坑和殉馬坑相伴。K2坑內也出土31件青銅禮器。器物由北向南逐排擺放，鼎、鑒、方壺、圓壺相鄰，鼎內扣有銅鬲或簋，方壺底側擺放成串骨珠——每一件器物的位置，都遵循著某種莊重的禮儀規范。
K3坑同樣出土31件青銅禮器，排放有序，東西為四排，南北為列。這種“31件組合”反復出現，說明它不是隨意的掩埋，而是一套被嚴格遵循的祭祀用器制度。
廟堂之聲，民間之韻
如果說青銅禮器是社稷祭祀的“骨”，那么青銅編鐘就是它的“魂”。
鄭國以“鄭聲”聞名于諸侯。《禮記·樂記》載，魏文侯問子夏：“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能讓國君聽之不倦的音樂，究竟如何動聽？
鄭國祭祀遺址的編鐘，為我們理解先秦音樂提供了重要線索。
遺址共發現青銅樂器坑11座，出土編鐘206件，其中镈鐘與鈕鐘138件，多經調音，為實用樂器。這批編鐘數量之巨、保存之好，是中國音樂考古史上極為重要的發現。
令人驚嘆的是，考古工作者從腐爛的木質痕跡中，成功復原了編鐘的懸掛結構。
以K1坑為例，坑內放置編鐘24件——镈鐘一套4件，鈕鐘兩套20件。鈕鐘的鈕插入木梁之中，再用皮繩拴系，而非插銷固定。鐘架由主框、附框和橫撐、豎撐三部分構成，木梁底部有撐柱支撐。鐘梁上殘存淺浮雕花紋，殘留朱砂色彩痕跡。
K8坑的鐘架更為精美。考古工作者在木梁腐爛的灰痕中，發現了彩繪花紋——浮雕的荷花、花蕾狀透雕裝飾、蛇頭造型的曲形撐柱，龍身潛伏于云紋之中，繁密華麗。這不僅是樂器，更是藝術品。
編鐘的禮制意義，在于懸掛方式。《周禮·春官·小胥》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鄭國祭祀遺址中，9座樂器坑以3坑1組的形式組合——每坑為1架，每架懸掛鈕鐘20件、镈鐘4件，正是“軒懸”之數，與諸侯地位吻合。編鐘的“軒懸”與禮器坑的“九鼎八簋”相互印證，共同構成鄭國國君僭用天子之禮的完整物證。
從音樂角度，經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專家對1號、4號坑兩組編鐘測音：1號坑編鐘調音精準，相鄰兩鐘正鼓音相差不過2音分；4號坑編鐘音列結構規范，音色俱佳。鈕鐘音律以宮、商、角、徵、羽五音為主，镈鐘以羽、宮、角、徵四聲為主，繼承西周舊有傳統。從低音到高音橫跨四個八度，有較多半聲音階，易于旋宮轉調，至今仍可演奏出聲色優美的旋律。
有學者指出，這批編鐘早于曾侯乙墓近200年。如果說曾侯乙墓編鐘以宏大著稱，鄭國編鐘則以多而小巧見長，在編鐘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上承西周五正聲傳統，下啟戰國大型編鐘的輝煌，是鄭人對古代音樂的重要貢獻。
在多座樂器坑中，編鐘下均發現了陶塤。經測音，部分陶塤已達到宮、商、角、徵、羽五正音。陶塤一般被視為民間樂器，它們在社稷祭祀的青銅編鐘之旁出現，恰是雅樂與俗樂在鄭國交匯融合的生動證明。
《論語》中的“鄭聲淫”，歷史上引發無數爭議。現代有學者認為，所謂“鄭聲淫”，恰恰是鄭國音樂突破雅樂條條框框、走向民間與豐富的寫照。從編鐘的音律測音到陶塤的五正音，鄭國祭祀遺址的音樂文物告訴世人：那個孔子感慨“禮崩樂壞”的時代，恰恰是中國音樂走向繁榮的時代。
黃土之下，禮樂未崩
鄭國祭祀遺址的發現，不只是器物層面的豐富，更是制度層面的實證。
禮器坑與樂器坑之間存在明確的匹配關系：多者2坑禮器配3坑編鐘，次之為1坑禮器配3坑編鐘，再次之為1坑禮器配1坑編鐘，還有單獨1坑編鐘不配禮器的情況。這種組合說明，每次祭祀活動規格不同，禮與樂的配合經過精心設計。
44座殉馬坑的存在，進一步印證祭祀的規模與等級。大量馬匹作為犧牲，與“九鼎八簋”“軒懸之制”共同構成完整的諸侯國社稷祭祀圖景。這是《周禮》《儀禮》等傳世文獻記載的禮儀制度，在考古層位中得到較為全面的實物印證。
遺址周邊還發現了鑄銅遺存。灰坑中出土的陶范殘塊，既有鑄造鼎、鬲、方壺等禮器的范，也有專門鑄造編鐘的鐘范。編鐘范殘塊上的繩索紋、蟠虺紋、乳釘紋清晰可辨，說明這些禮樂器在都城內就地鑄造。鄭國不僅使用禮樂，也制造禮樂——它擁有一套完整的禮樂生產與消費體系。
從“天子九鼎”到“諸侯軒懸”，從青銅禮器的規整排列到編鐘木梁的精美彩繪，從殉馬犧牲的莊嚴肅穆到陶塤與編鐘的雅俗交融——鄭國祭祀遺址以無可辯駁的考古實證告訴世人：在中原這片土地上，禮樂文明從未消亡。
“禮崩樂壞”的時代，恰恰是禮樂制度從周天子手中擴散到諸侯國、從廟堂走向民間、從規范走向豐富的時代。鄭國國君以“九鼎八簋”祭祀社稷，鄭國樂師以“軒懸之制”演奏編鐘，繼承之中有僭越，延續之中有突破——這正是春秋時代最深刻的歷史張力。
如今，這項曾在1997年大放異彩的考古發現，其遺址在科學發掘后得到了妥善保護。17座禮樂器坑、44座殉馬坑在完成科學發掘與文物提取后，被穩妥地保護于地表之下。那348件青銅禮樂器、206件編鐘，則被妥善保管、展出。其中138件經調音的編鐘，至今仍可奏出兩千七百年前的旋律。
那些清脆的、渾厚的鐘聲，穿過漫長的時光，穿過厚重的封土，在我們耳邊響起。這鐘聲，是鄭國的回響，是中原的回響，更是中華禮樂文明的回響。
本報記者 左麗慧 李居正 本文圖片由新鄭市文物局提供
策劃：璩鵬輝
統籌：陳 鋒
執行：孫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