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不住的文明底蘊】鄭州商都書院街：“金覆面”與一個王朝的禮制源頭

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8次“發現鄭州”

鄭州商都書院街：

“金覆面”與一個王朝的禮制源頭

2024年3月22日，北京，“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現場。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黃富成走上講臺。他沒有以常規的學術匯報開頭，而是用一組“數宗‘最’”震撼了全場——

國內最早的兆域；鄭州商城首次發現的全新青銅器器形；首次識別出的扇貝形覆面器；早商最完善的青銅酒禮器組合；夏商都城迄今最大的玉戈；最早的黃金鑲嵌綠松石牌飾；首次發現的早商金覆面。

一座墓，七宗“最”。

這便是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它的發現，將一段埋藏了3400年的隱秘歷史，重新帶回了陽光之下。

一座大墓，添彩一座王都

故事要從鄭州的“一環”東西大街講起。

紫荊山路以東、東大街以南、書院街以北——這片被三條街道合圍的區域，位于鄭州商城內城的東南部。在此前的考古工作中，經過幾代考古人的接續努力，鄭州商城的宮城、內城、外郭城三重城垣的格局已經厘清，宮殿區、窖藏坑、作坊區、祭祀遺址、夯土建筑、水利系統等遺存也逐一探明。唯獨內城東南，并未開展大規模發掘，在學術界的認知地圖上，尚屬一個待解的謎團。

2021年5月，迷霧開始散去。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隊進駐這片區域。從2021年6月至2023年2月，發掘持續了近兩年。結果令所有人大吃一驚：這里不是什么普通的生活區，而是一處商代白家莊期的高等級貴族墓地。白家莊期是鄭州商城的最后一個文化期，也是中商文化的早段，距今3400~3300年間。

墓地兆溝圍合的面積達3萬余平方米，由兆溝、通道、墓葬、祭祀遺存等組成，是一處結構清晰、功能完備、具有兆域性質的系統性墓地。發掘南北向墓葬20座，以M2為中心，有序分布于M2的北部、東部等，其中3座為銅器墓，其余17座為一般墓葬。東西向墓葬12座，無出土器物，多數集中分布于南北向墓葬偏西側、北兆溝內側，少數分布于南、北兆溝內，個別墓葬多人同穴或上下分層，肢體錯亂，呈現非正常死亡狀態，為祭祀性質的墓葬。祭祀遺存有人牲坑、狗坑、豬坑、牛角坑等多種形式。

墓地的中心大墓，編號M2。

墓中葬有3人，墓底設有6處殉狗坑。各類隨葬品共計210余件（組），涵蓋青銅器、玉器、金器、綠松石器、海貝等，功能組合有酒器、兵器、玉器、金器、覆面器等。這是鄭州商城70年考古史上出土隨葬品數量最多、種類最豐富、組合最完整的墓葬，也是整個早商時期目前發現的等級最高的貴族墓葬。

商都書院街出土的金覆面

如果說70年的考古接力是一部宏大的交響樂，那么書院街墓地的發現，就是最華彩的樂章之一。其中，一張用于覆蓋逝者面部的金覆面，成了整個墓地最驚艷的發現。歷經3400年埋藏，依然金光閃耀。

“書院街墓地兆域的發現填補了鄭州商城空間布局的空白，使商代王都的文化要素更加明晰。”黃富成這樣總結。墓地的等級化、差異化特征明顯，是當時社會階層分化的具體反映。

墓地南側還發現了6組夯土建筑基址，顯示出這一區域自都城始建以來就有高規格建筑存在。而到了白家莊期，原有的建筑功能區廢棄，營建了這片墓地。從生者的居所到逝者的陵園——這一轉變本身就意味深長。

一張金覆面，連起一個世界

讓我們先來看看這件金覆面本身。

長18.3厘米，寬14.5厘米，重43.52克，含金量84.36%。這些數字意味著什么？它是世界最早的黃金錘揲制品，也是世界黃金面罩中單位重量最輕、厚度最薄的一件。3400年前的工匠，將黃金捶打成了纖薄如紙的片材，其工藝水平令人難以置信。

它的形狀是一枚扇貝。這個符號承載著古人的生死信仰。

扇貝生活在淺海泥沙之下，即使被埋藏，依然存活。先民以扇貝形覆面，寄托的是如同扇貝一樣在墓葬之下仍可生存、復活的期望。以黃金打造，更彰顯墓主人身份的特殊。

時任鄭州市文物局局長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執行院長顧萬發曾這樣解讀：“這次發現的金覆面是覆蓋整張人臉的，是為了‘精氣神’不散。中國自古就有‘不敗金身’之說，說明商代時期就有了這種概念。”

而更重要的發現是，這座墓葬中不僅出土了金覆面，還同時出土了一件銅覆面。兩者并非疊壓關系，而是各自獨立的覆面禮器。金、銅組對，形成了高規格的“覆面禮器”組合。在商系墓葬中，這是首次識別出這種獨特的喪葬習俗。

循著這條線索向上追溯，一條清晰的禮制演進鏈條浮出水面。

早在二里頭晚期到先商時期，商人墓葬中就已經出現了以扇貝殼覆面的現象。到了早商，書院街墓地將這一傳統發展為銅覆面、金覆面。到了晚商，內蒙古朱開溝、西安老牛坡、安陽殷墟、焦作武陟等地普遍出現扇貝形銅覆面。從質樸的貝殼到精美的金屬，從物質具象到形神寓意——一種獨特的覆面禮制文化，貫穿了商代數百年的歷史。

而書院街墓地，正站在這個鏈條從“質樸”走向“輝煌”的轉折點上。

金覆面還解開了一個更大的謎團。

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在追問：三星堆遺址那些令人震撼的黃金面具，究竟從何而來？鄭州金覆面的出土，為這個問題提供了關鍵答案。

從時間上看，鄭州金覆面屬于中商早段，三星堆金面具屬于商代晚期偏晚階段。碳-14測年顯示，前者比后者早了約300年。黃富成表示，書院街墓地的扇貝形金覆面為三星堆黃金面具文化的來源提供了確切依據。這意味著，古蜀文明最具標識性的文化符號，很可能追溯至中原商文明。

金覆面的故事，還有更廣闊的維度。

據研究，黃金經由歐亞大陸傳入中國后，商代以前的黃金制品多為小型飾品。書院街墓地出土的黃金制品卻呈現出全新的面貌——不僅數量多、體量大，而且工藝本土化特征鮮明。其中，那件黃金鑲嵌綠松石牌飾尤其值得關注。它以金條塑造獸面紋的輪廓，再以排列有序的綠松石片鑲嵌填充，圖案類似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這件牌飾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銅牌飾在鑲嵌工藝上一脈相承，是二里頭文化以來嵌片綠松石高等級禮器的延續與創新。金與玉交相輝映，開啟了中國金玉文化的先河。

璜形玉龍 

黃富成認為，書院街墓地“大型化、本土化黃金制品、黃金綠松石牌飾及黃金與玉禮器共存組合的發現，是中國黃金文化成型的重要標志，開啟了商文明向更高水平發展的新階段”。

一條兆溝，劃定一種制度

如果說金覆面是書院街墓地最耀眼的“明星”，那么兆域的發現，則是它最厚重的“底色”。

“兆域”一詞出自《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多年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系統的兆域制度成熟于周代，殷墟西北崗王陵的方形兆域是其最早的實物形態。

書院街墓地的發現，將這一制度整整向前推了數百年。

在墓地外圍，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條人工挖掘的壕溝，即“兆溝”。它合圍成近抹角長方形的形狀，將整個墓地與外界明確區隔。兆溝東西長約240米，南北寬約130米，最深處1.5米，最寬處6.5米。墓地南部設有陸地通道，北部則有兩處相鄰的棧橋式通道，通道外側均有門房類附屬建筑的柱洞遺存——這說明，墓地不僅有明確的界限，還有規范的門禁系統。

黃富成在終評會上給出了明確的學術判斷：“書院街墓地兆溝合圍形成的‘兆域’，可能是殷墟王陵東西并列方形兆域的源頭，對‘兆域’起源和中國陵寢制度的發展意義極為重要。”書院街墓地發現的兆域，是早商時期這一制度首次發現，把中國兆域的制度推到了早商時期。

從鄭州書院街到殷墟王陵，從早商到晚商，兆域制度一脈相承。中國喪葬制度史上最重要的一頁，自此有了確切的起始章節。

在此前70年的鄭州商城考古中，內外城垣、宮殿區、窖藏坑、作坊區、祭祀遺址等布局已較為明確，唯獨內城東南區域長期是布局拼圖中的一塊空白。兆域的發現填補了這最后一塊拼圖——它證明，早商都城的空間規劃是系統性的、有意識的。生者的宮殿與逝者的陵園、生產的作坊與祭祀的場所，各居其位，各安其序。

書院街墓地還有更多“首次”值得記錄。

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包含帶流銅壺、銅斗、銅甗、覆面器等鄭州商城此前從未見過的新器形，補充完善了商代白家莊期銅器群。以觚、爵、斝為核心，以斗為挹酒器的酒禮器組合已經成型，說明商代對酒祭的高度重視，禮制體系已相當成熟。M2出土的大玉戈長72.5厘米，是夏商王朝都城地區迄今所見最大者。

最早的兆域、多人殉葬、墓葬內設置多個動物殉坑的習俗——這些特征開啟了晚商高等級墓葬喪葬規制的先河。而大玉戈、青銅禮器、綠松石鑲嵌器等，則明顯繼承了二里頭文化的傳統。繼承之中有創新，延續之中有突破，正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內在邏輯。

一道光芒，照亮一個王朝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部委員劉慶柱曾指出，鄭州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地”，鄭州考古是解決中國五千年不斷裂文明、提煉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最重要的地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則評價，鄭州的考古成就不只關系到鄭州地區歷史的重建，“甚至關系到中國文明全局”。

書院街墓地正是這一判斷的有力注腳，是鄭州商城70年考古鏈條上的關鍵一環。它以其“兆域”發現填補了空間布局的空白，以金覆面串聯起中原與巴蜀的文化交流，以黃金綠松石牌飾揭示了夏商禮制的傳承與創新。

截至目前，鄭州市先后有18個項目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位居全國城市首位。書院街墓地作為鄭州商城遺址考古的首次入選，補齊了這座王都在該榮譽榜單上的空白。

1955年，鄭州商城被發現。此后70年間，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在這片土地上接續探尋。從城墻到宮殿，從窖藏到作坊，從水利系統到貴族墓地——一座早商都城的完整面貌，在一鏟一鏟的發掘中逐漸清晰。而書院街墓地的驚世發現似乎在說，這部深埋地下的文明編年史，遠未到寫完的時候。

從扇貝殼到金覆面，從書院街到三星堆，從早商到晚商——文明的進步如同奔流不息的大河。每一次考古發現，都是先民跨越千年萬里，托黃土寄給我們的一封信。

我們讀信，也是在讀自己。

本報記者 左麗慧 李居正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