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8次“發現鄭州”
鄭州大師姑夏代城址：
一幅生動的先民生活圖景
核心提示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發表重要講話，為文化遺產的發掘研究、保護利用與宣傳報道指明了方向。
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新鄭裴李崗遺址和鄭州商城遺址雙雙入選。至此，鄭州累計有18個項目上榜，位居全國城市之首。
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發掘的這18個項目，時間跨度從舊石器時代到兩周時期，涵蓋聚落、城址等豐富類型，構筑起一條幾乎沒有斷代的文明演進鏈條。這在全國城市中極為罕見，也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鄭州樣本”。
本報推出的【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8次“發現鄭州”】系列報道，以18個入選項目為主線，用考古實證鄭州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力求將“厚重鄭州”落于具體、可感的遺址與文物之上，把考古遺址轉化為城市文化認同感和公眾自豪感的源泉，也為文旅融合、城市軟實力提升提供文化敘事支撐。
1984年，一次普通文物普查在鄭州市滎陽廣武鎮大師姑村和楊寨村南意外揭開了一段塵封的歷史——考古工作者在這里發現一處古代遺址，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個看似普通的遺址將成為夏文化研究的關鍵坐標。
時間快進到2002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隊開始對大師姑遺址進行系統性發掘。經過連續鉆探和考古發掘，一個驚人的事實逐漸浮出水面：這里竟然是一處二里頭文化中晚期的大型城址，總面積約51萬平方米。這一發現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因為夏代是否存在曾長期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而大師姑城址的發現為夏文化研究提供了又一堅實坐標。
2003年，大師姑夏代城址因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它填補了鄭州地區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為進一步研究我國古代的城市發展、夏代與國家社會結構乃至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這座沉睡數千年的城址，終于在現代考古工作者的手中重新蘇醒，向我們訴說著夏代先民的智慧與文明……
大師姑夏代城址
城址揭秘：一座夏代城邑的樣貌
“當時我是主動地往那一帶去找，帶著明確課題意識去做調查，最終才有這個發現。”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王文華回憶說，當時之所以對鄭州西北郊這一帶產生濃厚興趣，是因為這里密集分布著新石器時代遺址40余處、夏商遺址近30處。
這里是否隱藏著更大規模的聚落甚至城址？
正是這份探究與執著，讓中國首次發現的年代與文化性質明確的夏代古城，得以問世。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將這一發現與當年二里頭宮城、新密新砦遺址的突破性發現相提并論，稱之為“夏文化研究的一個高潮”。多年后，李伯謙回憶起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當時真是激動極了。”
大師姑夏代城址由城垣和城壕兩部分組成，展現出了夏代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藝和城市規劃能力。城垣的結構較為復雜，經過多次的續建和修補，修筑方法為平地起建，傾斜堆筑，水平夯打，這種建筑技術在當時是相當先進的。城壕位于夯土城垣外側，距夯土城垣約6米，現存深度2~2.8米，壕溝內側因被早商環壕打破，現存寬度5~9米。
令人驚嘆的是，所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存全部集中在城垣和城壕以內，這種高度集中的分布模式表明當時已經有了明確的城市規劃和空間管理意識。城址內部二里頭文化遺存十分豐富，文化層厚度一般在2~2.5米，這種厚度的文化層堆積說明該城址被長期、持續地使用。
考古發掘中清理出了夯土房址、灰坑、窖穴、灰溝等多處遺跡，出土有青銅工具、玉鉞、玉杯、大量的石制生產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這些遺存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生動的夏代先民生活圖景。特別是在城址中部發掘出土有成片倒塌的夯土墻體和大量的陶制排水管道，顯示在城址內部存在有規格較高的大型建筑。這些建筑很可能是當時的政治中心或宗教場所，反映了夏代社會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階層分化和社會組織結構。
大師姑城址的規整布局和防御設施，表明當時社會已經具備了較高的規劃能力和組織動員能力。城址的每一塊夯土、每一件陶器，都是夏代先民智慧與文明的見證，它們共同構成了這座夏代城邑的完整樣貌。
在大師姑夏代城址被發現之前，龍山文化時期的早期城址全國已發現50余座，早商城址也已發現多座。唯獨夾在兩者之間、被考古學界稱為“三代考古”之首的夏代，始終不見城址的蹤影。失望之余，甚至有人說出“夏代無城”的氣話。
大師姑城址發現的陶制排水管道 本文圖片由鄭州市文物局 王羿 攝
大師姑夏代城址的發現，填補了我國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大師姑城址與后來陸續發現的新鄭望京樓城址、鄭州東趙城址、新密新寨城址、南陽八里橋城址共同構建起以二里頭為中心的夏代晚期中原地區的城邑網絡，為進一步研究我國古代的城市發展、夏代與國家社會結構乃至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為夏代從傳說走向信史增添了關鍵砝碼。
大師姑城址的發現同時，城址內部夏、商遺存都十分豐富，對探討夏代晚期夏商文化關系、夏商交替年代等一系列我國夏商考古研究中的重大學術問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頭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在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大師姑城址作為這一時期的重要城址，正是這一文明形態的典型代表，它與其他二里頭文化遺址一起，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環節。
文明印記：從城址看早期國家形態
大師姑夏代城址不僅是一座古代城址，更是早期國家形態的重要見證。從城址的規模、布局和防御設施來看，夏代晚期中原地區已經進入了早期國家階段。
城址內出土的青銅工具、玉鉞、玉杯等遺存，為解讀當時的社會分層和權力結構提供了重要線索。青銅工具的出現表明當時已經進入青銅時代，生產力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玉鉞作為禮器和權力象征，反映社會已經出現明顯的階層分化；而玉杯等精美器物則顯示出當時已出現專業化的手工業生產和社會分工。
大師姑城址中部發現的高規格大型建筑和陶制排水管道，進一步證明了當時社會已經具備了復雜的社會組織結構和管理體系。這些建筑很可能是當時的政治中心或宗教場所，是統治階層行使權力和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陶制排水管道的存在則表明當時已經有了城市基礎設施規劃和管理，這是早期國家形態的重要特征。
河南作為夏商文明的誕生地，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中扮演關鍵角色，是多個國家層面考古學重大學術研究課題的研究重心所在，如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為各項學術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材料支撐。大師姑夏代城址的發現與研究，正是這一學術背景下的重要成果，為早期國家形態研究提供了關鍵的考古學依據。
大師姑的發現，以實物形態印證了夏代“筑城以衛君”的統治理念。其學術地位與二里頭遺址形成互補：二里頭以宮城和都邑性質見長，大師姑以明確的城垣防御體系和軍事重鎮屬性取勝，讓文獻中關于夏代的零星記載終于有了黃土之下的實證。
保護傳承：讓考古遺址煥發新生
今天的大師姑村，田野平曠，流水潺潺。標識遺址的有兩塊“國保”石碑，一塊立于城址西城墻偏南位置，一塊立于城址東南角位置，兩塊碑直線距離900米。城址核心區域是一片20多畝的樹林，為保護地下遺址而種。
2006年5月，大師姑城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大師姑城址保護規劃（2016—2030）》完成編制并獲批，為遺址的系統保護提供了政策依據。2025年12月，大師姑遺址公園規劃方案首次公開亮相，擬以索河為界分東西兩組團，建設遺址博物館、發掘展示區、歷史尋蹤棧道、民俗文創街等設施。從國保認定到保護規劃，再到遺址公園藍圖浮現，大師姑城址正在從“地下沉睡”走向“活化利用”，讓考古遺址在當代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
大師姑遺址填補了中國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它與偃師二里頭遺址一西一東，共同構建起夏代晚期中原地區的城邑網絡。更關鍵的是，它彌補了二里頭遺址與鄭州商城遺址之間的“缺環”——
夏商政權更迭的關鍵時期，約在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這座夏代古城已被商人占領，城址東北部一帶成為商人的墓地。城內還發現了早商時期的大型環壕，早商文化遺存也相當豐富，說明這里在早商時期仍是一處重要的聚落遺址。換言之，大師姑城址既見證了夏王朝的建立與興盛，也目睹了它的衰落與滅亡，同時還是商人西進過程中的一個據點。
一座城址，跨越了兩個王朝的興替，這在夏商考古中極為罕見，使夏商考古的時空框架更加完整。
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大師姑遺址還承擔了一個重要的樞紐功能。它東接鄭州商城的“亳都”，西連夏代都城二里頭，出土的青銅工具、玉器與二里頭同類器物呈現出明顯的文化承繼關系，陶器組合也與二里頭文化典型特征高度吻合。這意味著，大師姑不僅是夏王朝在東方的軍事重鎮或方國都邑，更是連接夏商兩大王朝的核心節點之一。
“夏代無城”的遺憾，已永遠寫進了歷史。
3000多年前，先民在這里夯土筑城，開挖城壕，鑄造青銅器，燒制陶水管，建立起一座功能完備的城市。
3000多年后，他們的后人在這片土地上繼續建設，炊煙依舊升起。而那座沉睡了數十個世紀的古城，正以另一種方式重見天日，成為鄭州這片“文明高地”上又一座堅實的坐標，為“何以中國”寫下不可辯駁的考古證據。
本報記者 蘇瑜
策劃：璩鵬輝
統籌：陳 鋒
執行：孫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