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8次“發現鄭州”
一道溝,聯結兩個時代
核心提示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發表重要講話,為文化遺產的發掘研究、保護利用與宣傳報道指明了方向。
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新鄭裴李崗遺址和鄭州商城遺址雙雙入選。至此,鄭州累計有18個項目上榜,位居全國城市之首。這18個項目時間跨度從舊石器時代到兩周時期,涵蓋聚落、城址等豐富類型,構筑起一條幾乎沒有斷代的文明演進鏈條。這在全國城市中極為罕見,也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鄭州樣本”。
本報推出的【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8次“發現鄭州”】系列報道,將以18個入選項目為主線,用考古實證鄭州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力求將“厚重鄭州”落于具體、可感的遺址與文物之上,把考古遺址轉化為城市文化認同感和公眾自豪感的源泉,也為文旅融合、城市軟實力提升提供文化敘事支撐。
有些發現,注定要改寫歷史。
2004年初冬,河南新密岳村鎮李家溝村。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幾名隊員正在做田野調查。深秋初冬,場光地凈,正是調查遺址的好時節。他們鉆溝壑、爬斷崖,在黃土層中搜尋著先民留下的蛛絲馬跡。
誰也沒有想到,一位隊員拐進溝岔時,無意間發現面前的斷崖上鑲嵌著一片陶片。這個陶片如此不尋常——紅褐色的胎體,粗糙的表面,既不像仰韶文化的彩陶,也不像裴李崗文化的紅陶。幾個人反復上手,心頭一震:這可能是比裴李崗更早的東西。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他們帶著陶片回到所里,一個大膽的判斷逐漸成形:李家溝村的地下,可能埋藏著一個比裴李崗文化更古老的遺址。如果這一判斷正確,中原人類文化發展史將重新書寫。
一道剖開萬年時光的地層
這個時刻,在2009年到來了。
為了確保這一有可能改寫中國早期人類文化發展史的考古工作科學穩妥,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并邀請著名舊新石器考古學家王幼平先生擔任領隊。2009年秋季至2010年春季,為期4個多月的發掘在李家溝展開。
發掘探方分南北兩區。令考古學家們興奮的是,南北兩個探方的主剖面,均包括了從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完整地層堆積。這是一道聯結兩個時代的“時間橋梁”。

綜合南北兩區剖面層位序列,本地區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地層關系清晰可見。加速器碳14等年代測定進一步提供了過渡階段的年代數據:李家溝遺址完整埋藏著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前連續的史前文化堆積。在堆積下部,是舊石器時代末期典型的細石器文化層;中部,是新石器早期文化層;最上部,則是新石器中期典型的裴李崗文化遺存。
舊石器時代的尾聲。過渡時期的晨曦。新石器時代的黎明。三個時代,完整疊壓在一個遺址之中。考古人站在這道剖面之前,左手觸摸的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右手指向的是另一個時代的開端。
中原地區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空白,就此填補。
一個久懸未決的學術空白
在李家溝被發現之前,中國考古學界一直有一個令人困惑的空白。
距今約2萬年至1萬年前,是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變革期。舊石器時代正在謝幕,新石器時代正在登場。磨制石器出現了,原始陶器出現了,原始農業出現了——人類開始告別長達數百萬年的采集狩獵生活,向著定居、生產、文明的未來邁進。
直到本世紀之初,雖然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探索,史前考古學者從大江南北到長城內外,發現大量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還有更多新石器時代遺址。然而在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之間,卻始終存在一道缺環。填補這條鴻溝,完整認識我們的祖先如何告別延續了上百萬年的狩獵采集生存方式,跨入定居和農業社會,一直是考古人孜孜以求的心愿。

環境優美的李家溝遺址生態文化公園
如今,有一個地方終于曙光初現——中原。
這里是公認的中華文明搖籃。這里擁有中國最密集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群,也擁有距今9000年至7000年前中國范圍內最為強勢的新石器文化——裴李崗文化。但在這兩者之間,那一千多年的“文明前夜”,卻遲遲找不到確鑿的考古證據。
這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缺環。它關系到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中原地區的文明進程是獨立起源、連續發展的,還是在外來影響下突變的?如果是獨立起源,那么它的“萌芽時刻”在哪里?如果是連續發展,那么它的“過渡鏈條”在哪里?
沒有這一環,中原文明的起源就是一個未解之謎。幾十年間,幾代考古人踏遍了嵩山南北、黃河兩岸。他們堅信,這一環一定存在。因為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如此強勢,它的聚落規模之大、社會分化之明顯、文化輻射之廣遠,不可能是“橫空出世”。它一定有一個更早的“前身”,一定有一條更長的發展脈絡。
只是,那條脈絡深埋在黃土之下,等待著被喚醒的時刻。
一萬年前的生活革命
那道地層剖面告訴我們的,不只是時間的先后。在每一層堆積中,先民的生活被細致地保存下來。透過它們,我們可以復原一萬年前那場深刻的生活革命。
在舊石器晚期文化層中,李家溝先民依然是出色的獵人。考古發現的脊椎動物骨骼中,牛、馬與大型鹿類等大型食草類動物的比例高達半數以上。他們的狩獵工具令人驚嘆——可以應用船形和柱狀細石器技術剝取細石葉,嫻熟地加工出端刮器、琢背刀、石鏃、雕刻器等典型細石器組合。這套成熟的狩獵工具系統,代表了一萬年前中國北方細石器工業的最高水平,中原地區的先民已經掌握了高度專業化的狩獵技術。
但變化,已在悄然發生。
在同一文化層中,那件局部磨光的石錛和素面夾粗砂陶片出現了。這是中原地區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磨制石器和陶器殘片。磨制石器的出現意味著木作工具的進步,陶器的出現意味著炊煮方式的革命。它們雖然數量不多、技術粗樸,卻是一個新時代的信號——如同黎明前最早升起的那顆啟明星。
更具標志意義的是,這一層中還出現了數量較多的人工搬運石塊。先民們開始在一個地方更長久地停留了。他們不再像祖輩那樣不斷地遷徙、不斷地漂泊,而是開始嘗試著“定居”——哪怕只是相對穩定的棲居,這意味著可以積累更多的物質財富,可以發展更復雜的工具技術,可以維系更穩定的社會關系。文明的種子,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中萌芽的。
到了距今約10000至8600年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層,這場革命加速了。
文化層明顯增厚,說明遺址使用的規模和穩定性遠大于舊石器時期。最具標志性的發現是石塊聚集區——由石磨盤、石砧與多塊扁平石塊構成的堆積,夾雜著大量燒石碎塊、陶片和動物骨骼碎片,這顯然是一個與相對穩定的定居生活相關的活動場所。
陶片的數量大幅增加——這一層中發現了200多片陶片。陶器的出現和普及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容器革命”——有了陶器,先民可以儲存糧食、煮熟食物、釀造美酒。生活方式的改變,由此獲得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里的陶片均為夾粗砂陶,絕大部分陶片的外表都有紋飾,部分陶片質地較堅硬,顯示燒成時火候較高,已不是最原始制陶技術所能制成的特點,制陶技術的飛躍,清晰刻錄在這一米的地層堆積之中。
動物遺存的變化同樣意味深長。大型食草類動物遺存數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中型和小型鹿類。從狩獵大型動物到捕獵中小型動物,從專業化細石器到權宜型粗石器——生計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先民們不再僅僅依靠狩獵為生,采集植物性食物在他們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植物性食物的加工,必然需要石磨盤、石磨棒這樣的工具。那些在李家溝新石器早期文化層中出土的扁平砂巖石塊,有一部分正是加工這類工具的“利器”。
從游獵到定居,從狩獵為主到采集與狩獵并重,從細石器到粗石器,從無陶到有陶——一萬年前的李家溝,正站在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一次轉折點上。
中原文明由此邁步
在史前考古學者看來,李家溝遺址的發現,回答了一個久懸未決的學術問題,也提出了更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它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證明了中原地區舊、新石器時代的過渡是連續發生的。李家溝遺址新石器早期文化階段較成熟的制陶技術和細石器技術顯示,其文化是一個依托當地環境而融合自身與周邊不同文化因素發展起來的體系,確立了其起源的原生性質。中原文明不是外來影響下的“突變”,而是扎根這片土地的系統演化。它是中華文明多元起源中至關重要的一元,也是后來“多元一體”格局中“一體”形成的最早根基。
它的重要性,還在于它提供了舊、新石器過渡的完整剖面。這一剖面從地層堆積、工具組合、棲居形態到生計方式等多角度,揭示了中原地區史前居民從流動性較強、以狩獵大型食草類動物為主要對象的舊石器時代,逐漸過渡到具有相對穩定棲居形態的新石器時代的演化歷史,為尋找中原地區舊、新石器過渡性遺存提供了地層學方面的可靠參照。
它的重要性,更在于它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個關鍵缺環。連接舊、新石器時代的李家溝遺址,既是舊時代的告別者,也是新時代的開啟者,標志著中原地區人類社會發展開啟了歷史新紀元。
在李家溝遺址入選“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以《一個期待已久的發現》為題點評道:“對于始終缺少華北地區兩個時代交替資料的學術界而言,這個發現期待已久。”
一條從未斷流的文明之河
當我們將視野從李家溝遺址放大到整個中原地區,一幅更加壯闊的文明圖景便豁然呈現。李家溝遺址所在的環嵩山地區,是破解中華文明起源之謎的關鍵區域。距今10萬至5萬年前,鄭州織機洞遺址向人們展示著古人生活的生動印跡。距今5萬至3萬年前,中國現代人在嵩山地區形成,鄭州老奶奶廟遺址周邊20多處遺址呈現了多個人類居住點圍繞中心營地串聯而居的景象,已具氏族聚落的雛形。
織機洞、老奶奶廟、李家溝——這一連串的遺址,勾勒出一條人類從遠古走向文明的完整線索。而李家溝,正是這條線索上重要的轉折點:它之前,是人類長達數十萬年的蒙昧跋涉;它之后,是裴李崗文化橫空出世、仰韶文化強勢崛起、夏商周王朝文明次第登場的壯闊史詩。
考古學家韓建業先生曾說:“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崗文化時期。”而李家溝的發現告訴我們:裴李崗文化不是憑空出現的。在它之前,李家溝的先民已經在這片土地上摸索了將近2000年。他們嘗試磨制石器、燒制陶器,嘗試在一個地方更長久地停留。正是這一代又一代人的點滴積累,才最終匯聚成裴李崗文化那燦爛的文明晨曦。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家溝不僅是裴李崗的前身,更是中華文明長河中最上游的那道源頭之水。東亞大陸上的中原地區,走出了自己獨特而連貫的文明演進之路。與其他古老文明不同的是,這條道路一旦開啟,便從未中斷。
如今,黃土覆蓋了李家溝遺址當年的石器與陶片,卻覆蓋不了一萬年前先民們在這里邁出的那一步。
那是一道溝,也是一道門。門的一側,是舊石器時代最后的狩獵者;門的另一側,是新石器時代最早的農人。
他們從這道門走過。
我們,正在門的這一頭,聆聽他們留下的回響。那回響來自一萬年前,卻關乎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何以成為今日之中國人。
這正是李家溝的意義。這正是中原的意義。這正是中華文明探源的意義。
本報記者 左麗慧 文 鄭州市文物局 王羿 攝
策劃:璩鵬輝
統籌:陳 鋒
執行:孫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