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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不住的文明底蘊丨4000年前,“城市規劃師”建起“超級工程”

        2026-06-02 來源: 鄭州晚報 鄭州客戶端官方網站 分享到:

        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8次“發現鄭州”

        新密古城寨龍山時代城址:

        4000年前,“城市規劃師”建起“超級工程”

        核心提示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發表重要講話,為文化遺產的發掘研究、保護利用與宣傳報道指明了方向。

        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新鄭裴李崗遺址和鄭州商城遺址雙雙入選。至此,鄭州累計有18個項目上榜,位居全國城市之首。

        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發掘的這18個項目,時間跨度從舊石器時代到兩周時期,涵蓋聚落、城址等豐富類型,構筑起一條幾乎沒有斷代的文明演進鏈條。這在全國城市中極為罕見,也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鄭州樣本”。

        本報推出的【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8次“發現鄭州”】系列報道,以18個入選項目為主線,用考古實證鄭州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力求將“厚重鄭州”落于具體、可感的遺址與文物之上,把考古遺址轉化為城市文化認同感和公眾自豪感的源泉,也為文旅融合、城市軟實力提升提供文化敘事支撐。

        策劃:璩鵬輝

        統籌:陳 鋒

        執行:孫新峰


        站在新密市曲梁鎮古城寨村的田埂上向南望去,一道巍峨的土城墻從麥田中拔地而起,最高處達16米。4000多年的風雨侵蝕,未能將它徹底削平。這不僅是物理屏障,更是中華文明從“滿天星斗”走向“月明星稀”的重要見證之一——新密古城寨遺址作為龍山時代(距今約4100—4200年)保存最完好的城址之一,其大型宮殿建筑基址和二里頭宮殿建筑之間的承繼關系清晰可見,展現了早期城市化與社會整合能力,是“古國”向“王國”過渡的關鍵實證。

        新密古城寨龍山時代城址

        2000年,新密古城寨龍山時代城址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1年又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列入國家《大遺址保護“十二五”專項規劃》,2022年,成為河南省第一批省級考古遺址公園立項項目。這些榮譽背后,是古城寨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棋眼”的深層價值——它不僅是建筑技術的里程碑,更是文明秩序的物化表達,將“厚重河南”落于具體可感的夯土之上。

        “超級工程”凝聚先民智慧

        整個遺址區總面積約270萬平方米,包含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商代、東周等多個時期的遺存,其中龍山時代修建的夯土城垣所圍合的古城寨城址核心區域,面積約17.65萬平方米。

        古城寨城址位于溱水東岸的臺地上,雙洎河(古洧水)支流從西側流過。城址平面呈長方形,方向349°。除西墻被溱水沖毀外,南、北、東三面城墻至今巍然可見,保存總長1265米。

        根據考古實測數據,南墻地上部分長460米,墻外高5至15米,底寬4至9.4米,頂寬1至7米。東墻最為完整,連續無缺損,墻底寬36至40米,墻外高達13.8至15米,基寬85.4至130米。北墻西端高達16.5米,是整座城墻的制高點,底寬12至22米。

        新密古城寨城址 本文圖片由鄭州市文物局 王羿 攝

        這樣一組數字,放在距今約4100年的龍山時代,意味著什么?

        城墻的夯層一般厚僅2至4厘米,多為小版夯筑,夯窩呈圓形圜底,直徑約3厘米。每一鏟土、每一記夯,都需要人工完成。古城寨城墻的夯土量以數十萬立方米計,需要成千上萬的勞動力持續多年勞作。它不僅是防御設施,更是一個社會動員能力與組織水平的直接證據。

        考古工作者在南北兩墻的中部偏西發現了相對的兩個城門缺口,至今仍是城內出入的唯一通道。北城門缺口寬10.7米,大體保存了早期面貌,西側墻面上版筑層次、夯窩清晰可見。整個城址面積達17.65萬平方米——約25個標準足球場大小。

        《孟子·梁惠王》記載:“鑿斯池也,筑斯城也,與民守之,死而弗去。”古城寨的高墻深池,正是那個兼并戰爭加劇時代的真實寫照。在龍山時代上千年間,“萬國”林立,部族間相互戒備,為有效保護自己,先民開始修建大規模的防御設施。《墨子·七患》說:“城者,所以自守也。”古城寨這座高大險峻的城,從側面反映出社會矛盾較早期進一步激化,迫使人們不得不以高墻深池來提高防御能力。

        更為關鍵的是,城墻與城內宮殿基址的方向完全一致,夯層與夯窩也非常統一。這說明,這座城的修筑是經過統一規劃、精心設計、嚴格監督施工的——一群4000年前的“城市規劃師”,已經在這片土地上運籌帷幄。

        最早的廊廡式宮殿建筑群

        如果說城墻是古城的“外殼”,那么城內的建筑就是它的“心臟”。

        在城址中部偏東北,考古工作者揭露出一座南北長方形的高臺建筑——編號F1。它坐西朝東,南北長28.4米,東西寬13.5米,面積383.4平方米。房基上南北排列著6排柱洞或磉墩,把房基分隔成面闊7間,進深6間,在房基周邊還發現小型柱洞41個,在房基南、北、東三面還殘留有廊柱柱基或磉墩19個。

        這還不是全部。

        在F1的東北部,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廊廡建筑基址F4。它由東向西延伸60米,然后向南拐去,形成廊廡的西北拐角。F4由2道至3道墻基槽、門道、守門房和眾多柱洞組成,基寬4米。北廊廡東段的三道墻基槽南北并列,北廊廡和西廊廡外側出現的廊柱柱洞和磉礅,說明這段的廊廡有突出的外廊。

        從整體布局看,F4是圍繞F1而建的,二者共同構成一組完整的宮殿建筑群:F1是主體殿堂,F4是東、北、西三面的廊廡,中間形成庭院。這是中國已知最早的廊廡式宮殿建筑群,具備了四合院式建筑的雛形,也是目前發現的龍山文化時期面積最大、結構最復雜的宮殿式建筑。

        這一發現的意義,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將此與晚數百年的二里頭文化宮殿基址對比,相似之處一目了然:都是夯筑高臺基址,都有廊廡拱圍的庭院,都是木骨泥墻,都有回廊,廡式房頂均為兩面坡。古城寨F1面積383.4平方米,二里頭二號宮殿基址面積約384平方米,二者僅差0.6平方米。

        考古學家蔡全法指出,二者不僅在文化淵源上有直接關系,建筑布局形式、使用功能上也有相似之處。古城寨的大型建筑基址當為宮廟之類的建筑,被學界視為二里頭文化宮殿基址的直系源頭之一,也是中國目前已知最早的宮殿建筑之一。

        需要說明的是,古城寨F1的方向為281°(坐西朝東),而二里頭宮殿基址大致為南北朝向。這一朝向差異反映了不同時期建筑理念的變化,但夯筑技術、廊廡布局等核心建筑手法上的承繼關系依然清晰。

        在F4西廊廡的3號柱基旁邊,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個埋狗坑,應當是奠基所用。這種以動物奠基的做法,與后世文獻中“凡作室,釁之以雞狗”的記載遙相呼應,透露出4000年前先民在營建宮殿時的精神世界。

        從卜骨到陶文 文明的多個切面

        城墻與宮殿勾勒出這座古城的“骨架”,而出土的遺物則為它填充了“血肉”。

        古城寨出土的龍山文化生產工具數量不足10件,唯石鑿比較完好,還出土有玉刀、玉環等。玉刀通體磨光,刃部鋒利,顯示出當時玉器加工技術已相當成熟。

        出土的龍山文化陶器的顯著特點是制作工藝精致,突出造型美的韻味,器形有罐、甕、盤、鼎、小型折腹斝和折腹盆、平底澄濾器,甗與大型斝都是3個大袋狀足,壺與豆則精巧而富于變化。

        尤為重要的是,在城址內外,出土了數量較多的夾砂陶缸殘片,多數是紅陶,灰陶較少,一般都是侈口斜腹尖底,器壁較厚,底部更厚,內壁上常見有被火燒過的紅色或淺灰燒結層。一些研究青銅器鑄造的專家推測,這些夾砂的陶缸片有些實際上是熔銅爐的殘塊,如果這一判斷無誤,證明古城寨龍山文化已有了青銅鑄造業——這一發現極為重要,將中原地區青銅冶鑄的歷史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卜骨的出現,見證著宗教意識的加強。古城寨出土的卜骨均采用羊肩胛骨,骨面未見鑿痕,是直接用火施灼。陶文符號也是重要的發現之一,似可窺見文字萌芽之一斑。出土的一件泥質黑陶陶祖,表面經精細打磨燒制呈漆黑色,造型非常寫實,體現了當時人們觀察事物的能力和生殖崇拜觀念。

        這些發現拼合起來,呈現出一幅“王朝”面貌的真實寫照:農業已有較大發展,建筑技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制陶、制玉、制骨等手工業有所發展,文字似已產生,祭祀活動盛行,青銅鑄造可能已經出現——中華文明的關鍵要素,已在這座古城中悉數登場。

        見證“古國”向“王國”過渡

        城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但并非所有城都能被稱為“文明之都”。古城寨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的城墻高峻、宮殿恢宏,更因為它所處的位置和時間。

        古城寨地近嵩山,處于龍山時代晚期,距今4100年至4200年,其遺存正是探討夏文化的重要對象之一。據文獻記載,嵩山周圍地區是夏王朝的重點活動區域。古城寨的考古學文化歸屬于河南龍山文化的王灣三期文化,這是夏文化的前身。這座城址的發現,不僅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新的線索,也為研究中國文明起源與國家形成增添了重要資料。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古城寨處在一個承前啟后的關鍵節點上。它之前的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開啟了中原筑城的先河;它之后的二里頭都邑,則標志著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誕生。而古城寨,正好位于這兩者之間,見證了從“古國”向“王國”的過渡。

        有學者指出,匯集諸種代表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最高水平的文明要素于一處的這些都邑,已步入城市的行列。它的出現,標志著城鄉差別的產生,國家形成和文明時代的到來。古城寨,正是這樣一個標志性的存在。

        沉睡的古城正在蘇醒

        古城寨的價值早已被納入國家視野。2001年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后,保護工作持續跟進。2013年,它被列入《大遺址保護“十二五”專項規劃》,屬于國家大遺址保護“鄭州片區”的核心項目之一。同年,西城墻本體保護設計方案啟動招標,對城墻本體進行加固與修復。2022年,河南省文物局公布第一批省級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古城寨名列其中。未來的古城寨,不僅是一處學術研究的圣地,更將成為公眾觸摸歷史、感受文明脈動的文化空間。

        走進今天的古城寨村,南墻下就是村民的房舍,炊煙裊裊,雞犬相聞。城墻之上,草木蔥蘢,4000多年的時光仿佛只是一層薄薄的綠衣。城墻雖在,宮殿已成夯土,但那種“統一規劃”的智慧、組織動員的能力、對秩序的追求,卻像基因一樣,一代一代傳了下來,沉淀在這片黃土之中。

        “筑斯城也,與民守之”——4000年前的“城市規劃師”或許不曾想到,他們留下的,不僅是一座城,更是一種文明賴以生長的根基。

        本報記者 蘇瑜


        分享到: 編輯:劉瀟瀟 統籌: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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