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8次“發現鄭州”
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
八千年前，中原先民已住上“套間”
核心提示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發表重要講話，為文化遺產的發掘研究、保護利用與宣傳報道指明了方向。
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新鄭裴李崗遺址和鄭州商城遺址雙雙入選。至此，鄭州累計有18個項目上榜，位居全國城市之首。
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發掘的這18個項目，時間跨度從舊石器時代到兩周時期，涵蓋聚落、城址等豐富類型，構筑起一條幾乎沒有斷代的文明演進鏈條。這在全國城市中極為罕見，也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鄭州樣本”。
本報推出的【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8次“發現鄭州”】系列報道，將以18個入選項目為主線，用考古實證鄭州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力求將“厚重鄭州”落于具體、可感的遺址與文物之上，把考古遺址轉化為城市文化認同感和公眾自豪感的源泉，也為文旅融合、城市軟實力提升提供文化敘事支撐。
策劃：璩鵬輝 統籌：陳 鋒 執行：孫新峰
站在新鄭裴李崗村的田埂上，五月的麥田正悄悄褪去深綠，麥穗已染上淺淡的蜜色，風過處，青黃交織的浪濤里仿佛浮動起將熟的麥香。就在這片豐收在望的土地之下，埋藏著一部跨度逾三萬年的厚重“地書”。不久前，這部“地書”的最新篇章入選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將全世界的目光再度拉回這片中原文明初萌之地。
自1977年首次發掘以來，裴李崗遺址已先后入選“二十世紀中國百項考古大發現”“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如今又榮膺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座被譽為“考古圣地”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正在用一件件出土文物，無聲地講述著8000年前先民們從“狩獵采集”走向“定居農業”的壯闊故事。
裴李崗遺址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一個“新苗頭”，改寫中國上古史
嵩山東麓，雙洎河畔，坐落著一個不大的村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這里的村民在農田耕作時，時常會從田地中挖出一些形狀奇異的石器，有的像鏟子，有的像斧頭，有的像鐮刀，還有一種橢圓形的扁石板，兩尺來長，一尺多寬，一面光滑，一面有四個矮胖的足，當地一些人把它叫作石磨盤，也有人叫它“通靈板”，還有人說這是西陵氏娘娘給大禹王做草鞋用的鞋模子。由于對其產生和用途莫衷一是，人們也見怪不怪，把它們隨便丟棄，有些甚至被壘了豬圈用。
1977年春天，新鄭縣文物考古短訓班正在舉辦。恰在這時，裴李崗村又有人挖出了石器。消息傳到培訓班，考古專家迅速趕赴現場，在發現石器的地點清理出一座清晰的墓葬——墓中躺著的石器、紅陶器的面貌，與當時已知的任何考古學文化都不同。于是，一場帶有實習性質的考古發掘就此開啟。
裴李崗遺址發掘現場
裴李崗的初次發掘取得了豐碩成果。河南省文物主管部門聽完匯報后異常重視，讓人馬不停蹄趕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看了文物和簡報后大呼：“新苗頭，很值得重視！”北京大學考古學家蘇秉琦判斷，這批文物的時代遠早于當時已知最古老的仰韶文化。
經過一系列的考古發現，裴李崗遺址的面紗被揭開，這是一個距今9000年至7000年的氏族村落遺址，這是一個面貌和內涵完全不同于人們熟知的仰韶文化的更早文化遺址，它的發現將中華文明的發展源頭推向了9000年前，重構了中國上古史。
從此，中國考古學的版圖上多了一個名字：裴李崗文化。它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期考古學文化中分布范圍最廣、影響力最大的一支，填補了中原地區仰韶文化之前的一段空白，確認了仰韶文化的主要根脈所在。更重要的是，它首次在較大范圍內促進了黃河、長江流域不同文化群體的交流互動，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宏大格局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礎。
一方小石塊，刻下三萬年的刻度
如果說1977年的發現改寫了人們對中原文明開端的認知，那么2018年以來的新一輪發掘，則進一步將裴李崗這部“地書”的扉頁大幅前翻——翻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
在遺址西部，考古人員發現了一處面積超過5萬平方米、文化層總厚度超過8米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土層并非七零八落的零星分布，而是一頁一頁疊壓、連續不斷的堆積，仿佛一本沒有缺頁的史書，可以一頁一頁地翻下去。
根據地層關系、測年結果及遺物特征，考古人員將這段跨越三萬年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早段距今約3.6萬年至2.9萬年，先民使用簡單的石片石器，在河畔游獵覓食；中段距今約2.9萬年至2.2萬年，石器技術出現質的飛躍，細石核與細石葉開始普及，鴕鳥蛋殼串珠的加工痕跡完整呈現出一道道工序；晚段距今約2.2萬年至1.4萬年，技術繼續演進，從舊石器一步一步走向新石器的大門。
一系列新發現建立了中原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的連續年代標尺，為探索舊新石器過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關鍵材料。“這在我國平原地區非洞穴環境下尚屬首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如是評價。
紅陶與茅屋 人間煙火在此升騰
從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流動狩獵，到新石器時代的定居農耕，這種轉變在裴李崗遺址的考古地層中清晰可見。距今約8000年至7600年，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徹底告別了“居無定所”的日子，開啟了屬于自己的家園生活。
在遺址東部，考古人員發現了一處多室式建筑——中國迄今最早的紅燒土房屋建筑遺跡。“一間用來生火做飯，一間用來起居休息，八千年前的中原先民已經住上了‘套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裴李崗遺址發掘項目負責人李永強介紹說，房子東南側發現的紅燒土柱和木骨泥墻遺存，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紅燒土房屋證據之一，為研究仰韶時期紅燒土建筑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生活區以房址、灰坑、陶窯為基本組合單元，房前屋后有灰坑儲存雜物、陶窯燒制陶器，構成了一套完備的“功能區”。
裴李崗遺址是裴李崗文化的命名地，這支文化以農業為先聲——在同時期各考古學文化中，裴李崗文化聚落總數量和面積最大，定居農業較為成熟，社會分工初步顯現。考古人員通過植物大遺存分析確認，當時的先民已經形成了黍、粟、稻混作的農業體系。石磨盤和石磨棒的出土證明了糧食加工的存在，而最重要的證據藏在那些看似平常的陶壺里。
陶壺中的酒香 布匹上的顏色
考古人員在遺址墓葬區出土的多個陶壺中，檢測到了豐富的紅曲霉菌絲、閉囊殼以及具有發酵特征的稻米淀粉粒。這是目前北方地區發現的最早以稻米為原料、利用紅曲霉釀酒的證據，也是最早以陶小口尖底瓶進行釀酒實踐的證據。
在裴李崗遺址大多數墓葬中，墓主頭旁常陪葬一件陶壺。考古人員從中檢出紅曲霉后推斷，這些陶壺正是酒器，而酒器隨葬已形成固定的喪葬儀式，對后世的喪葬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意味著，在先民眼中，美酒已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溝通今世與彼岸的重要媒介。
與此同時，考古人員還在墓葬中識別出一組與紡織生產纖維、染色織布制衣有關的器物，揭示出中國最早的麻織品染色技術。八千年前的裴李崗人，已經能夠采麻、紡線、織布，然后給布匹染上顏色。一個“燒陶釀酒、種糧織布、住著‘套間’”的精致生活圖景，正在這片土地上徐徐展開。
“介”字形冠與獠牙 精神世界的初次閃光
定居帶來的不僅是物質的豐裕，還有精神世界的豐盈。
裴李崗遺址出土的人面陶塑
在遺址東部發現的多室式房址中，考古人員發現了多件以人物和動物頭像為主題的陶塑，這些陶塑距今約8000年至7500年。其中最特殊的一件，塑造了一個清晰的人面獠牙形象，頭部呈“介”字形，推測是祭祀所用。
這一發現填補了中原早期人面獠牙形象的空白。鄭州市文物局局長顧萬發認為，“介”字形冠與史前先民的太陽神崇拜有關，表明裴李崗先民已經形成了相當的宇宙觀。人面獠牙陶塑或為新石器時代晚期乃至后世神面、獸面紋飾的藝術源頭，為研究中國原始藝術和早期先民的精神信仰提供了珍貴材料。
根系深植 奠基中華文明主脈
裴李崗遺址2018年至2025年的系統考古發掘，共實現了7個方面的重大突破：建立中原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年代標尺、初步厘清裴李崗階段聚落布局、發現中國最早紅燒土木骨泥墻、填補中原早期人面獠牙形象空白、發現北方最早紅曲霉發酵釀酒技術、揭示中國最早麻織品染色技術、復原食物烹飪方式的分化。
這些發現的合力，揭示出中原史前社會從狩獵采集到定居農業的連續演化歷程，深化了對現代人起源與擴散、舊新石器過渡、早期農業起源的認識。李永強表示，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裴李崗先民們的生活并不是像以前認為的那樣原始蒙昧，中華文明起源的曙光已然亮起。
目前，裴李崗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已在規劃推進中。遺址展示館內，石磨盤、石磨棒、陶器標本靜默陳列，靜靜地訴說著八千年前的先民往事。
站在展示館里端詳那些樸拙的陶器，再看一眼窗外即將豐收的麥田，一種奇妙的連接感油然而生——八千年前，先民們在這片土地上播下第一粒種子，燃起第一縷炊煙，釀出第一壇米酒，織出第一匹彩布。而今天，田野間拂過的風，依舊帶著糧食的清香。
這，或許就是“藏不住的文明底蘊”——它從未消失，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在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本報記者 蘇瑜 文 鄭州市文物局 王羿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