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歲安瀾幸福河 ——從八秩治黃到戰略新篇系列報道
她把半輩子“種”在了黃河堤上
堤柳青青 護一河安瀾
黃河寧，天下平。秋意初起，這條從世界屋脊走來的大河，映著堤柳的一抹綠意，滔滔汩汩，東流入海。
臨河亭下，高曉玲輕倚欄桿，手邊放著兩樣舊物：一本紙頁泛黃的手寫檔案，一張稍有褪色的老照片。
屬于她的治黃故事，便從這兩件舊物說起。
一冊檔案 薪火傳脈
“父親這一輩子只教會了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再就是這本冊子。”
剛一見面，高曉玲就從包中掏出父親當年手寫的檔案冊，字跡工整、條目清晰，冊頁邊角已有磨損，處處可見反復翻閱的痕跡。
今年60多歲的她，是中牟河務局的退休職工，自幼聽父親講黃河故事。一邊掘土，一邊看黃河，是兒時高曉玲心中最有意思的事情。
1978年，高曉玲正式投身治黃事業。彼時治黃作業全靠人力，日常巡堤固壩、掘土夯實，繁重枯燥的體力勞作是工作常態。當年廣為流傳的順口溜“遠看要飯的，近看燒炭的，仔細一看黃河段的……”道盡老一輩治黃人的艱辛。
“每天汗流浹背地揮著鐵鍬，掙的工資也只夠糊口。”一次回家，高曉玲忍不住向父親傾訴苦悶。父親沒有講大道理，只是默默將一本手寫檔案冊遞到她手中。“我接過一看，密密麻麻的10頁紙，記錄著從清朝乾隆年間至民國時期每次黃河堵口、截流資料及搶險情況。”
歷史上，黃河自然災害頻發，給沿岸百姓帶來深重災難。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下游共決溢1500多次，改道26次……一樁樁驚心動魄的治河往事，讓高曉玲漸漸懂得治黃工作的重量，也讓她扎根崗位的信念愈發篤定。
一張舊照 護河擔當
“那時候干工作，大伙兒心里就攢著一股勁兒，一心想干成一件大事。”高曉玲指尖撫過老照片，兩段難忘的記憶涌上心頭。
1982年，連日暴雨導致黃河水直逼堤岸，距堤頂僅剩一米。還是治黃新人的高曉玲正在值夜班，頭回直面如此兇險汛情的她，心始終懸在嗓子眼，一刻不敢松懈。
“辦公室里走進來幾個人，渾身糊滿泥漿。”她回憶道，他們是剛從九堡搶險現場撤下來的工作人員，顧不上洗漱休息，蹲在地上就著咸菜啃起涼饅頭。看到這一幕的高曉玲眼眶發熱，她真切明白，治黃不只是辛苦勞碌，更是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的責任與擔當。
1996年，洪峰過境中牟段，晚上11點多，一陣急促的搶險銅鑼聲驟然響起。聞聽信號，高曉玲的丈夫（同為治黃職工）迅速起身奔赴大堤，高曉玲瞥了一眼尚在熟睡的孩子，來不及過多思慮，也毅然沖出家門，趕往九堡搶險現場。
“300多名河務職工全員上陣，由于缺少大型機械設備，只得靠人力搬運柳梢、捆扎柳石枕。”
這是流傳數百年的傳統治黃技藝，將柔韌耐水的柳梢搭配石塊捆扎成型投入河中，可緩沖浪濤沖擊、穩固堤腳、落淤固岸，防止堤壩被激流淘空坍塌。
“你看，用的就是咱們面前這種柳梢。”高曉玲指著岸邊的柳樹，“捆好的柳石枕上千斤重，全靠人拉肩扛，每推下去一個，都要耗上好大力氣。”高曉玲感慨。
正是這一年的洪水，讓“二級懸河”這一專業術語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其潛藏的重大風險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如何破解懸河治理難題，亦成為一代代治黃人苦苦求索的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永續發展的高度，作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從治水一隅到戰略之舉，黃河治理開啟系統保護、協同施治的全新格局。
一樹垂柳 賡續安瀾
交談中，柳樹是高曉玲提及最多的詞語。
“大堤上的這些柳樹，過去可是咱們防汛搶險的寶貝，每到汛期來臨之前，我們就要四處征集柳梢，要是本地柳條不夠用，還得從周邊地區調運過來。”
植柳固堤是傳承千年的治黃智慧。北宋時期，朝廷多次頒布詔令，督促沿河州縣大規模栽種榆柳固守黃河堤防；明嘉靖年間總河都御史劉天和總結的“植柳六法”，至今仍是治黃經典。
時代向前，黃河治理事業也在不斷更迭。近年來，引黃涵閘改建、險工控導加固等防洪工程落地投用，黃河堤防根基得到全面夯實。汛前水毀修復、根石加固成為常態化工作，大規模洪水險情已鮮有出現。無人機巡河、智能監測等現代化設備廣泛應用，人防技防相輔相成，構筑起科學高效的現代化防汛屏障。
眼下的中牟黃河大堤，大河安瀾與滿目綠意相融共生。退休之后的高曉玲，仍時常回到大堤走走看看，為河務工作建言獻策。“這輩子入了黨，做了治黃人，這份責任就放不下了。只要還能做得動，我心里就始終裝著這條河。”
如今，人民治理黃河已經走過了八十載光輝歷程。大堤之上，像高曉玲一樣的治黃人還有許多，他們懷揣的那份熱忱初心，如同岸堤的柳樹，歲歲枯榮、生生不息。
記者： 王際賓 王世瑾
《鄭州日報》版面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