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早期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尤其是在裴李崗這個時代，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裴李崗文化的分布區域以及其自身的特點。毫無疑問，裴李崗文化在當時處于一個文化高地。”9月5日舉辦的“裴李崗時代與中華文明起源學術研討會”上，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郭偉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發展過程中，裴李崗文化引領了文化發展的方向，它的文明化和復雜化程度都高于周邊地區，反映出裴李崗文化在早期中國相關文化圈中處于領先地位。
郭偉民提出，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或者說早期文化的多樣性，在裴李崗文化時期已經初現端倪。“無論是從考古學角度看陶器的類型、生業的形態，還是聚落的模式，都融合了東西南北周邊地區豐富且多樣的先進成分。”郭偉民舉例說明，在生業方面，旱作和水稻種植在裴李崗文化的聚落中同時出現，這意味著，與其他地區相比，裴李崗文化的農業模式呈現出二元互補的特點，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它不再是單一、低水平的農業模式，而是多樣化、能夠實現互補的經濟體系，為社會發展和人口增長提供了持續穩定的資源整合。
“其他地方原本也很發達，比如長江流域，到了良渚時期已經達到了稻作農業的巔峰。但最后主要是因為經濟形態過于單一而出現問題；北方地區也是如此，單一的旱作農業最終導致了發展上的局限。而只有中原地區能夠適應環境和文化的變化，這與它獨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是其他地方無法替代的。”郭偉民表示，中原地區的農業始終處于領先地位，而且這種領先并沒有出現斷裂，“中原處于文化交匯的中心，能夠吸收各個區域的文化因素。從裴李崗文化也可以看出，它融合了很多不同地區的元素。可以說，這就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早期中華文明社會復雜化和文明起源的‘中原現象’或‘中原模式’，其實也反映了中國的整體發展模式。”
郭偉民研究發現，除了農業方面的突出表現，裴李崗在精神文化方面，其聚落社會的等級分化已經非常明顯。人類要從多元走向一體，首先要在觀念上達成一致，這非常關鍵，而裴李崗時代人們的精神已經開始有一套觀念體系。“從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綠松石等貴重物品可以看出，裴李崗在精神信仰、經濟技術以及對非實用品的利用和賦予新價值方面，都已開始形成某種統一的規制。例如，器物開始形成禮器，中國最早的禮器就是在裴李崗時代中出現的，這一套規范對人們的日常行為、精神觀念和意識形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國精神信仰中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記者 左麗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