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別稱燕城。抗戰時期，永安作為戰時省會達七年半之久，東南半壁的文化精英匯聚于此，大量的報刊和出版社應運而生，被稱為“新聞出版之城”。永安因抗戰文化與陪都重慶、西南邊陲桂林遙相呼應，成為東南抗戰文化名城。
烽火歲月中，一大批中共黨員、文化名人、愛國進步人士，將紙筆、油墨化為打向日寇的槍彈，將民族的屈辱與抗爭、人民的苦難與覺醒，書寫為聲震全國的不屈戰歌。
省會內遷 閩中山間的“文化方舟”
走進永安市博物館，一張放大版的《福建新省會全圖》詳細記錄了當時永安城區內的街巷、城墻、河流、山體等信息，格外引人注目。
仔細觀看這張繪制于1938年的地圖，仿佛打開了一扇通往過去的時空之門，那段不能忘懷的抗戰歷史在眼前徐徐展開……
盧溝橋事變后，華北華東大片國土淪陷，東南沿海也難逃日寇鐵蹄的蹂躪。1937年10月26日，金門失陷。戰爭的陰霾迅速逼近福建沿海，省會福州風雨飄搖，形勢岌岌可危。
經過前期調研勘察，位于閩中的山城永安成為福建省政府內遷的最適宜之地。1938年4月29日，省政府各機關單位、學校、團體機構開始陸續遷往永安，使這座人口僅7萬多的小山城一躍成為福建省政治、文化、經濟中心。
基于永安城較為安定的現實條件，加上當時的省政府主席陳儀和劉建緒相對開明的政治主張，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不少教授、學者、專家和文化界愛國人士紛紛奔赴這東南一隅，組成了一支頗具規模的文化大軍，使得永安的新聞出版事業日益興旺。
據統計，戰時的永安，先后產生大小出版社39家、近20個編輯單位、4家新聞通訊機構，以及新聞學會、文化學術團體40余個。先后編輯出版了13種報紙、150多種期刊和800多種各類專著，其中各種叢書、叢刊近40套。有魯迅、高爾基、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名家作品在永安進步刊物發表。這些讀物多數能夠配合形勢以抗日、民主、團結為主題，直接或間接服務于抗日戰爭。許多作品和專著出自名家之手，具有很高的藝術水平和學術價值。
“一向交通閉塞，文化落后的山城永安，一下成為福建抗戰時期的政治經濟中心，東南半壁的文化名城。”永安市博物館館長羅旌灌翻閱著史料感慨道。
文化抗戰的盛景，亦可從永安造紙業的興盛中窺見一斑。永安是“中國筍竹之鄉”，盛產毛竹。抗戰爆發后，由于港口封鎖，洋紙無法輸入，而永安的新聞出版物眾多，急需大量紙張，土紙產業應運而生。
作為刊印文章、著作的載體，永安土紙在抗戰進步文化活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43年，由永安東南出版社印制的郭沫若譯著《浮士德》和《少年維特之煩惱》兩本書，因紙張精良、印刷清晰獲郭沫若盛贊。為此，郭沫若又將他花了14年心血的力作《先秦學說述林》從重慶寄到永安出版。
如今，以竹子為原料的土紙已難覓蹤跡，但一根根翠竹已“長成”上百億元的大產業，成為永安當地農民增收的支柱。當年文化戰士們以筆為槍的吶喊，仍在林深竹茂的群山中回響激蕩，代代相傳。
筆伐日寇 不懼轟炸的光輝旗幟
省會內遷永安積聚了人氣，也使永安成了日軍轟炸的焦點。即便地處福建內陸山區，整個抗戰期間，永安仍遭日機13次無差別轟炸，永安人民受到重大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城郭人民半已非。”1943年11月4日下午1時左右，16架敵機再次轟炸永安城區，無差別濫投爆炸彈和重磅燃燒彈，先在橋尾一帶投彈，炸死10多人，后又擲下百余枚燃燒彈，導致城區基本被焚毀殆盡。
11月6日，《東南日報》以《永安浩劫》為題報道：“……敵機全部炸彈乃于數秒內一傾而下，有之即欲毀滅地面一切而已，廣約二方里之繁盛區，蕩然灰燼，損害之重，為本省前所未有。”
如今，每年的11月4日，凄厲的防空警報聲都會響徹整個永安上空，警示人們勿忘歷史，珍惜和平。
敵人的炮火可以封鎖山河，卻封不住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吶喊。“一次次的轟炸讓民眾目睹了日軍的暴行，堅定了永安人民一致抗戰的決心。”永安市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鄭毅表示。
距城區3公里的霞鶴村（原名蝦蛤村），黃氏宗祠修葺一新，不遠處一段殘垣爬滿青藤。80多年前，改進出版社的編輯人員就在這古祠內筆耕不輟，一臺臺印刷機徹夜轟鳴。
改進出版社創辦于1939年2月，由著名左翼作家黎烈文任出版社社長兼發行人。為躲避敵機的轟炸，改進出版社的編輯部和印刷所選擇在霞鶴村這座小村莊落腳。
該社先后編印《改進》《現代文藝》《現代青年》《戰時木刻畫報》等固定期刊，一年行銷本社圖書雜志37.7萬冊，是當時永安規模最大的出版社。
走進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聶書專的收藏室，一本本泛黃的刊物帶著歷史的厚重感迎面而來。聶書專長期研究永安抗戰歷史，收藏了多本改進出版社的刊物和書籍。
這些刊物中有一些是從全國各地搜集而來。抗戰勝利后，很多在永安求學的學生將購買的刊物帶回家鄉。現如今只能從其后人手中得到，可見其影響之深。
不懼敵機轟炸的威脅，一本本帶著墨香的刊物成為“無聲的沖鋒號”，將思想的火種撒向大地。以改進出版社為中心的永安抗戰進步文化活動，幾乎貫穿于整個全面抗戰時期，得到了人民群眾和各階層愛國人士的廣泛支持，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永安與戰時的重慶、桂林、昆明等地互相配合，遙相呼應，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繁榮東南文化、振興中華作出了巨大貢獻，成為東南抗日文化戰線的一面光輝旗幟。
永安大獄 勝利前夕的至暗時刻
抗戰時期，先后到永安工作的中共黨員有60多位。他們在永安隱蔽戰斗，充分利用政府創辦的各種報紙、期刊宣傳抗日救國，宣傳黨的政治主張，為推動永安抗戰文化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8年創辦的《老百姓》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報紙，也是永安開展抗戰文化活動最早的刊物。該報大量刊載抗戰時事新聞，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發行量甚至超過當時在南平印發的國民黨黨報。
1939年11月，在紀念孫中山誕辰時，《老百姓》發表了一篇題為《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的社論，打中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痛處。該報隨后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合計僅出版100余期。
此后，由于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深入開展，國民黨頑固派開始恐慌，他們千方百計制造事端，限制和取締各種抗日活動。到1942年底，大量刊物被迫停刊。一度欣欣向榮的永安抗戰文化活動隨即趨向低沉。
1944年6月羊棗到永安后，把進步文化活動推到了新的高潮。
羊棗，本名楊潮。1933年經周揚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來到永安后，羊棗擔任省政府參事及《民主報》主筆，并創辦了著名進步刊物《國際時事研究》周刊。
羊棗的文章觀點鮮明，文筆犀利，預見性極強，對國內外大事常能作出準確判斷。
他在發表于1945年5月的《從柏林到東京》一文中寫道：“如果蘇聯參戰，如果美空軍對敵國本部戰略轟炸特別有效，如果我軍反攻有力，日本在總攻發動后，甚至以前，都可能投降。”3個月后，預言被證實，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然而，精準預言了抗戰勝利時間的羊棗，卻沒有等來勝利的甜蜜，反而身陷囹圄。1945年7月，就在抗戰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候，國民黨頑固派在永安制造了一起震驚中外的“永安大獄”，先后逮捕了29名愛國人士，羊棗不幸被捕。在獄中，特務對羊棗實施了慘無人道的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1946年1月11日，羊棗在杭州監獄被迫害致死，年僅46歲。
消息傳出后，國內外新聞界大為震驚。《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報刊，都用醒目的標題，刊登《名記者羊棗于1月11日死于杭州獄中》的新聞，并連續報道全國各地悼念文章和各界的抗議聲明。
永安進步文化活動，并沒有因為國民黨頑固派的瘋狂鎮壓而消失，反而贏得了全國人民和國內外進步民主力量的強大聲援，繼續向前發展。
在中國新聞史上，永安占據著獨特位置。另一位新聞領軍者鄒韜奮在這里出生、成長。鄒韜奮和羊棗，一個生長于斯，一個戰斗于斯。
2024年7月24日，永安市“鄒韜奮羊棗事跡主題展”正式對外開放，展示了66幅有關鄒韜奮、羊棗創辦刊發的進步刊物，吸引了眾多新聞從業者前來參觀學習。
歷史的硝煙已然散去，但抗戰精神熔鑄的文化豐碑，早已融入民族血脈。銘記永安文化抗戰的歷史，不僅為緬懷以紙筆斗爭的革命先輩，更為擎起那支永不熄滅的精神火炬，照亮前行長路，用行動向那段歷史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三明市融媒體中心全媒體記者
金鵬 永安記者站 林丹
《鄭州晚報》版面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