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商代亳都遺址考古發現的中國之最
閻鐵成
1950年金秋的一個周末，時任鄭州市南學街小學教師韓維周到市郊的二里崗登高踏秋，當他路過正在高歌猛進的新中國最重要的交通倉儲中心鄭州東貨站一帶的建設工地時，被開挖地基翻上來的泥土中夾帶的陶片所吸引，曾經在河南古跡研究會工作并參加過殷墟考古發掘的他，一眼便斷定，這是商代遺物。當時，只有黃河以北發現有商代遺址分布，鄭州出現商代遺存，意味著商代文化的范圍跨過了黃河，這對于探尋中國早期文明意義十分重大，他立即將這一信息上報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省文物保管委員會當即派出趙全嘏、安金槐、裴明相到現場進行復查，并采集了一批商代陶器、石器、骨器等遺物，證實這是一處埋藏極其豐富的、比安陽殷墟時代更早的商代文化遺址。這是一個重大發現，國家文物主管部門聞訊便在1951年春派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到二里崗進行調查，在確認為商代遺址后，1952年將全國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員培訓班調來與河南省的考古人員一道進行考古發掘，國家文化部社會事業管理局副局長王冶秋、博物館處處長裴文中、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等領導和專家數次親臨現場指導，新中國第一個重大考古發現就此誕生。人們不僅在二里崗，而且在鄭州老城區發現了面積達數十平方千米的商代文化遺存，不僅出土有青銅重器、甲骨卜辭、黃金飾品等高等級文物，而且還發現了面積達13平方千米以上的三重城池。鄭州不僅存在商代遺址，而且還是比殷墟規模更大的都城遺址，商王朝的歷史因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找到了起點，中國王朝的歷史因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架起了尋找和確立夏王朝的坐標，中華文明的歷史因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有了重大延展，華夏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因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而有了一個個璀璨之最。
中國最大的王國都城
隨著河南省會確定遷駐鄭州市，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計劃遷到鄭州老城北門外的紫荊山一帶，這里隨即開始市政設施建設。1955年秋，黃委會片區最重要的市政道路順河路開建，在道路東端的白家莊，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兩座商代房屋基址，下面還疊壓有商代的夯土層，負責現場考古的安金槐心頭掠過一絲驚喜， 從殷墟考古發掘的經驗看，商代大墓填土都經過夯打，難道房屋下面還有商代大墓？他帶領考古隊立即對這片夯土范圍進行考古鉆探，卻發現夯土層向東南方向與西北方向延伸，東南與白家莊一帶南北走向的夯土寨墻相銜接，一直續到了鄭州老城東城墻內；西北與紫荊山下面東西走向的夯土層相銜接，一直延續到了杜嶺街而后南折直通鄭州老城西城墻，而在鄭州老城的東城墻、西城墻和南城墻內，也鉆探出了商代夯土遺存，白家莊發現的商代夯土層竟然是一個略呈正方形的合圍，這哪里是大墓，也絕非是河堤，這顯然是一座城池，并有可能是商代城池，這一發現比二里崗遺址的發現更令人震撼。當時，人們能夠見到的城池不過距今2700年，殷墟遺址考古了20多年也未發現城墻，比殷墟早了數百年的鄭州商代遺址竟然發現了城池！驚喜中的安金槐并沒有匆忙對外發布這一消息，而是又耐心細致地對所有遺跡進行了一件件復查和研究，直到1961年，他才發表論文宣布鄭州發現商代城池。這一消息轟動國內外，鄭州商城的發現將中國城池建造史向前推進了近千年，成為中華文明發展史的新坐標。而在這一年國務院公布的180處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鄭州商代遺址赫然位列其中，并且，排在了殷墟之前。
歷經70多年考古和研究，鄭州商城的面紗逐漸揭開，這是一座距今3600年前由商代開國之君商湯建立的商王朝開國之都亳都，規模之盛大、構筑之宏偉、布局之嚴整、設施之完備，不僅令中國，也讓世界為之震撼。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坐落在古代圃田澤西岸，縱橫今日中心城區，由宮城、內城、內城壕、外城、外城壕組成。宮城以今日黃委會生活區一帶為中心，為國王臨朝起居之所，已在地面以下發現城墻夯土近千米。城內有連片的宮殿夯土臺基，其中一處基址東西面闊超過65米，南北寬15.6米，是一座重檐回廊九室宮殿建筑，雄渾巍峨。城內發現大型石砌蓄水池、水道等供水設施，完備科學。城東北部為祭祀遺址，發現有祭祀遺存。內城圍宮城而建，是貴族和平民居住區，平面為方形，周長7公里，墻體大部分還矗立在地面，城外側挖有10米深城壕。城內發現了大面積的房基、水井、網狀輸水溝渠等生活遺跡。外城環內城而筑，平面呈不規則圓形，城墻已湮沒地下。南墻在貨棧街、隴海鐵路一帶，西墻在今日一馬路、二七路一帶，已發現城墻十多千米，城外側也修有護城壕。城內建有各類作坊，河南飯店一帶和河南省公路運輸公司一帶為兩處制銅作坊，新華社河南分社一帶為制骨作坊，鄭州十四中一帶為制陶作坊。在外城貼近內城處，發現三個商代窖藏坑，出土數十件青銅重器。此外，在楊莊、煙廠、人民公園一帶，分布有商代墓葬區，有貴族也有平民，墓中隨葬品標志了墓主的身份。
鄭州商代亳都都城選址考究，地勢平坦廣闊，西高東低，近臨湖泊，便于取排水，體現了生態宜居的理念。城市規劃嚴整科學，布局分明，尊卑有別，秩序井然。三座城池相套，宮城居中，內城南墻開門三座，彰顯了王權至高無上的禮儀至尊。五道城防，墻高池深，層層護衛，凸顯了都城的威嚴與堅不可摧。三城功能有別，生活區與生產區分離，統治者與普通百姓相隔，展現了社會生活的井然有序。城市基礎設施完備，對應城門有網格化道路，開鑿的水井與石板鋪砌的輸水管道形成完備的地下供水網絡，呈現了成熟的城市建設理念。鄭州商代亳都都城開創了古代城市建設新格局，奠定了中國后世王都建設的基本規制，樹起了人類城市發展史的巍峨里程碑。
令人更為震撼的是，為了守護亳都都城的安全，商王朝在其周邊又修筑了一系列衛城。已發現面積168萬平方米的新鄭望京樓商城、面積71萬平方米的新密曲梁商城、面積18萬平方米的中原區白寨商城、面積51萬平方米的滎陽大師姑商城和面積11萬平方米的滎陽西史商城。此外，還在鄭州市高新技術開發區發現了面積600萬平方米的小雙橋商城。這些城池距亳都都城30~10公里不等，自東南向西北環繞而修，形成了護衛亳都都城安全的衛城體系，形成了以亳都都城為核心的商代城市群，面積達到1400多平方公里。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以筑城守護都城安全的城市網絡群，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發展群，開創了中國城市發展的嶄新模式和嶄新道路。此外，在亳都都城城市群更大的外圈，商王朝還修筑了武漢盤龍城、焦作府城、新鄉孟莊城、運城東下馮城、垣曲城等，形成了更為龐大的商代城市發展網絡。
從目前的考古成果看，王國時代夏、商、周三個王朝的都城性遺址已發現多座，夏代的王城崗遺址36萬平方米、瓦店遺址100萬平方米、新寨遺址100萬平方米、二里頭遺址300萬平方米，商代的尸鄉溝商城遺址200萬平方米、洹北商城遺址470萬平方米、殷墟宮殿宗廟遺址65萬平方米，周代的周原城池遺址160萬平方米、豐京遺址700萬平方米、鎬京遺址500萬平方米，而鄭州商代亳都城池以面積1300萬平方米為最大，成為王國時代都城建設的巍峨豐碑。
中國最早的刻辭卜骨
1953年4月，在二里崗黃委會倉儲項目建設工地上，來自全國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夜以繼日地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來自河南省文管會的張建中格外上心，發掘之余，總還要細心穿行在工地的基坑和堆土間巡看，生怕遺失掉任何一個重要線索。這天，他走過一個土堆，被一塊骨頭模樣的東西所吸引，他趕忙撿拾起來，拂去泥土，上面刻有紋飾，他極其興奮，回到工棚細心擦拭起來，這竟然是一塊刻有卜辭的卜骨。這是一件殘長約7.3厘米、寬3.8厘米、厚0.3厘米、上有三豎行刻辭的牛肋骨殘片，是殷墟之外首次發現的商代刻辭卜骨，這馬上引起了學者們的高度重視，正在考古現場指導工作的夏鼐先生立即將其帶回北京，交由著名的甲骨文字大家陳夢家先生研究，陳夢家先生很快就對這片商代牛肋骨刻辭寫出了鑒定意見：“一九五三年四月間，鄭州二里崗在被翻動的地面上找到一塊有字的牛骨，五月間由夏鼐副所長帶到北京交我研究。當時作出了如下的記錄：這是在一片牛肋骨上刻著練習契刻卜辭的十個字 ……這片肋骨所刻的字，和小屯的殷代晚期的卜辭相似，可能也屬于這個時期。它的出土啟示著黃河以南很有可能發現殷代的刻辭卜骨。五月八日記。” 這件刻辭卜骨，不僅是在安陽殷墟之外第二個地方發現的甲骨文，而且時代比殷墟要早上數百年，這是商王朝時代最早的刻辭卜骨。
這件刻辭卜骨太過重要，自1953年在鄭州出土至今歷70余年，曾被40多種學術刊物作過介紹，40多位學者著文對其進行解讀，呈現出甲骨刻辭研究史上的罕見一幕。但由于這件刻辭卜骨不是在文化層中出土的，親眼見過和釋讀的人又少之又少，因而，圍繞對它的討論也就出現了不同的看法，一是它究竟是商代早期還是晚期？二是它由多少字組成？三是它的刻辭內容究竟是什么？
由于刻辭卜骨發現時失卻原始地層單位，因此，對它屬于何時存在不同說法，有學者認為可能屬于殷商晚期，或將其時代判斷在祖甲以后，認為可能屬于武乙或文武丁時期，按此觀點，鄭州出土的這件刻辭卜骨與殷墟甲骨卜辭屬于一個時期。也有學者認為其時代應早在商代二里崗期。針對這些爭議，參與當年發掘的裴明相先生就這片刻辭卜骨出土情況撰文澄清：“被翻動的土層深約半米左右，內含較多的商代二里崗陶器碎片和唐、宋瓷片等。在鏟平后的地面上，暴露出許多邊沿清楚的二里崗期窖穴、灰層和漢、唐、宋時期的瓷片。決無鄭州商代人民公園期及安陽殷墟晚期遺存。”從而明確，這件刻辭卜骨的時代是商代早期毫無問題。更有學者從文字學發展的角度進行分析，從刻辭字形來看，字形纖細，直線刻痕為主，與殷墟甲骨文的曲筆風格不同，保留了更原始的文字形態，顯然比殷墟甲骨刻辭要早。
刻辭卜骨發現后即被帶往北京，能看到并對它進行研究的人并不多，只有采集者張建中、現場發掘者裴明相、繪圖者高秋菊、最早報道者趙全嘏、將刻辭帶到北京者夏鼐、最早研究者陳夢家等，因此，外界對它的了解極少，以至于多年后竟然連其下落也無從知曉。人們的認識基本沿襲陳夢家先生研究發表的意見，釋文為10個字。也有人從發表的牛骨刻辭照片和拓片進行研究，提出了6字說、7字說等，卜辭的內容也釋讀有別。 2003年春，SARS 流行，封閉在家的國家博物館研究員李維明先生在翻閱有關鄭州商文化材料時發現，學界對鄭州刻辭卜骨釋文存在著不一致的現象，為了究其根本，他順手從書架上抽出《鄭州二里崗》報告，查對原始材料，意外發現這片刻辭上并非像學界所言至多10個字，從《鄭州二里崗》書內所附刻辭臨摹圖看，牛骨上至少有14處刻工，仔細觀察，清晰可辨的字應該為11個，即“又モ土羊乙丑貞從受七月”，由于這段刻辭恰巧從“受”字以下殘斷，參照殷墟甲骨卜辭文例推斷，在“受”字后面還應有“祐”“有祐”或“口祐”等字，如此推斷不誤的話，則這段刻辭完整時應由12個或13個字組成，記錄了商代七月乙丑日用羊祭祀モ土（社）這件事情，并對這樣做能不能得到神靈保佑的結果進行貞問。讓李維明先生更興奮的是，刻辭中的“モ土”在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比較常見，多與祭祀有關，多指在亳土或宅土進行的祭祀，這件出土于鄭州的刻辭卜骨記錄的是在亳土進行的祭祀活動，這十分難得的從當時的文字實證了鄭州商城即是商王朝的亳都都城。這件刻辭太重要了，李維明先生下決心尋找刻辭的安身之處，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鄭州商城發現七十周年之際，李維明先生對外界宣布，鄭州出土的商代最早的刻辭卜骨已經找到，藏在國家博物館！
鄭州發現的刻辭卜骨是目前發現的商代最早的刻辭卜骨，比殷墟甲骨文早了數百年，它與鄭州商城出土的陶器上的朱書文字一起證實，中國文字形成于商代以鄭州為都的時候。袁廣闊先生說：“鄭州商城骨刻文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早商文字遺存，也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卜辭。它的發現，為商后期的甲骨文字找到了源頭，在中國象形文字史上具有界標意義。小雙橋遺址發現的朱書陶文，則為二里崗卜辭的真實性提供了重要旁證，表明早期中國在二里崗時期已經出現了比較成熟的文字體系。” 夏鼐先生更是明確指出：“二里崗文化已有文字制度。”
中國最早的青銅重器
1974年，特殊歲月中的中國大地都在響應“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修筑地下防空工事，鄭州杜嶺張寨南街的防空洞已修筑的初具規模。9月的一天，工人袁海軍正在向前掘進，當他揮動鐵鎬錛向土壁的瞬間，“咣當”一聲響，震得袁海軍手臂發麻，觸碰到硬物了，最初以為是石塊，隨著清理發現是方方正正的青綠色器物，上面還有突起的花紋，遇到文物了！現場工人立即停止施工并上報，考古專家楊育彬帶著考古人員隨即趕到。
考古人員抵達后，經過簡單清理，發現這是兩件巨大的青銅鼎，從器型和紋飾看，應當是商代器物。兩件大銅鼎東西并列，端正地擺放在一起，間距約1.2米，一件較大，一件略小，還有一件銅鬲放置在那件較大的銅鼎內，鼎腹內壁殘留炭化谷物痕跡。放置大鼎的地面經過平整，為了把大小不等的兩件銅鼎擺放整齊，那件略大的銅鼎下面的生土被挖低了一些，兩鼎的放置顯然是放置者有意布置的。鼎足下方墊有燒土塊，周圍散落著陶器碎片及少量人骨、獸骨。從遺跡上看，應當是商王朝祭祀活動所遺留。
這是兩件形制和紋飾基本相同的青銅大鼎，均為雙耳，斗形方腹，四個圓柱形空足，粗壯有力，器表飾饕餮紋與乳釘紋。人們把大號鼎命名為杜嶺一號鼎，把小號鼎命名為杜嶺二號鼎。一號鼎通高100厘米，口徑長62.5厘米、寬61厘米，壁厚0.6厘米，重86.4公斤。 形體與口、底都略呈橫長方形，口沿面略呈內低外高的雙折沿。雙耳外側壁凹槽內各有三條圓拱形凸棱弦紋，腹四壁中上部各有一橫條細線饕餮紋帶條圖案，每壁兩側各飾四豎行乳釘紋，每壁下各飾五橫行乳釘紋。四足表面的每足足根部各飾二周弦紋和一周細線饕餮紋，每足下部又各飾三周弦紋。二號鼎通高87厘米，口徑長寬均61，腹壁厚0.6厘米，重64.25公斤，雙耳外壁的凹槽中，各有一橫條細窄線條的饕餮紋，腹壁每面兩側各飾四豎行乳釘紋，每面下部各飾五橫行乳釘紋。四足下部也各有三周弦紋。
兩鼎形體碩大，鑄工精細，采用多范分鑄技術，經X光檢測確認，共使用20塊外范和4塊內范，范塊厚度在2~3厘米之間，采用當地紅黏土制作，范塊接縫處設計有凹凸榫卯結構，最大錯位不超過0.1毫米。鼎耳部位保留有直徑約3厘米的澆鑄口，鼎足內部發現直徑1厘米的排氣孔遺跡。另外，經紅外掃描發現鼎腹東北角有直徑約5厘米的補鑄區域，補鑄區域金屬成分與主體存在差異，含錫量高出2%，體現了商代早期青銅冶鑄的精湛水平。
商代人崇信鬼神，鼎是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核心禮器,既用于溝通神靈、祈求庇佑，也向民眾傳遞著“王權受命于天”的統治邏輯，是早期國家禮制形成的重要標志。杜嶺雙鼎的紋飾與造型、體量與工藝直接彰顯了商王的權威，是“天命所歸”的物化體現。考古學家楊育彬先生回憶起他第一眼看見兩尊杜嶺方鼎時的感受：“就一眼，直刺心底……兩尊青銅大鼎，破土欲出，崢嶸乍見，這種不言自威，這種沖天霸氣，非王莫屬！”以杜嶺雙鼎的出土為標志，鄭州商城為商王朝早期都城就此定鼎。
銅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第一次有關金屬的偉大發現，當它以閃爍的光芒躍入人們眼簾的時候，人們對它的追逐、使用和占有便開始書寫波瀾壯闊的篇章，人類進入國家時代時甚至以青銅時代命名。中國并不是最早使用銅器的國家，但是，一旦邁入門檻便迅速發展。自公元前30世紀開始用銅之后，大約在公元前20世紀前后進入青銅時代，商周時期（公元前16世紀—公元前3世紀）達到高峰。與世界其他地區文明主要用青銅制作工具、飾品和兵器不同，中國青銅器的主要功能是祭祀與征戰，因此青銅被大量用來鑄造禮器、樂器，也有一些兵器。中國青銅器功能的這一特征，決定了青銅器制作的講究與用心，不僅在器物造型上窮究至極，在器身裝飾上也通過大量繁縟華麗的紋飾和神獸彰顯莊重、華貴與神秘，這與世界上其他青銅文明有明顯的不同。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青銅器是5000年前甘肅省東鄉縣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一把青銅刀，鄭州商城之前的陶寺、石峁、王城崗、新砦、二里頭等遺址中，都出土有青銅器，但都是小件，數量也不多，鄭州商城出土了數以千計的青銅器，涉及社會方方面面，從鎮國重器方鼎、圓鼎，到戰爭武器鉞、鏃、戈、劍，從生產工具鏟、斧、刀、鑿、錐，到生活用具鬲、斝、罍、盤、觚、尊，應有盡有，最震撼的是1974年出土的杜嶺青銅方鼎、1982年在內城東南城角處出土的青銅方鼎和圓鼎、1996年在南順城街出土的青銅列鼎，這些都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時代最早的青銅重器，反映了中國青銅器冶煉工藝和鑄造水平的登峰造極。鄭州杜嶺青銅方鼎出土后，一號鼎被調往北京，陳列于國家博物館，展現著中華文明燦爛的青銅時代。二號鼎留駐河南博物院，成為鎮館之寶。
中國最早的黃金面具
2022年的春天，一條消息在社會上傳得沸沸揚揚，鄭州發現商代大墓，誰的墓？在哪兒？出土了啥？眾說紛紜。直到這年的9月16日，國家文物局在北京發布“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介紹最新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謎底才正式揭開，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顧萬法、黃富成團隊在鄭州商城內城東南角一帶的書院街區域配合基建考古中發現一處商代貴族墓葬區，其中的一座墓葬陪葬品數量之多、種類之豐富、等級之高，堪稱鄭州商代王都發現以來最具標志性的發現，更為引人矚目的是，墓內發現了目前中國時代最早的黃金面具和黃金綠松石鑲嵌的獸面紋牌飾等。
黃金制品不是鄭州商城的第一次發現，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一座祭祀坑中就發現過夔龍紋金箔制品，本世紀初，在鄭州小雙橋商代遺址中也發現過金箔制品。這次鄭州商城書院街貴族墓葬中發現的黃金制品數量之多、品種之豐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分為四類：一是黃金面罩，長18.3厘米，寬14.5厘米，重40克；二是金泡飾，共有四枚；三是以黃金做底托的綠松石牌飾；四是殘存的金箔制品。這一發現不僅將中國古代大規模使用黃金的歷史，從商代晚期提前到了商代中期，黃金面具的發現更是具有世界意義。
黃金是繼人類發現青銅之后又一次重要的金屬發現，由于黃金易于熔煉、易于延展、難以腐蝕、資源稀缺而成為人們最為崇尚的貴重金屬，一直為統治者、貴族等少數人擁有。目前世界范圍內發現的最早的黃金制品在7000年前，中國最早的黃金制品是4000年前甘肅墓葬中發現的耳環。但是用黃金做面具時代較晚，發現數量也極少。目前，從收集到的材料看，世界范圍內發現用黃金做面罩的大約有6個國家。
18世紀70年代，希臘考古工作者在對邁錫尼時代一處豪華的王室墓穴考古時發現了覆蓋在逝者臉上的黃金面具，由于當時考古者認為墓穴主人是阿伽門農，因此將其命名為阿伽門農黃金面具。后來隨著考古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考古學家們修正了這個認定，墓穴主人應該不是阿伽門農，而是比阿伽門農時期更早的一位古希臘的王公貴族，不過這并沒有影響阿伽門農黃金面具的重要價值，依舊是古希臘文明的重要象征。 20世紀20年代，埃及考古工作者在埃及法老圖坦卡蒙墓中發現了戴在其面部的黃金面具，面具按照圖坦卡蒙生前的原型塑造，前額部分飾有古埃及文明中的保護神鷹神和眼鏡蛇神，下面垂著胡須，整個黃金面具上面還鑲嵌各類寶石以及彩色玻璃等，十分精美。這件黃金面具被稱為圖坦卡蒙金面罩，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20世紀50年代之后，中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三星堆、金沙、西藏、通遼、沈陽、鄭州發現了不同時期的黃金面具。1991年，秘魯考古學家在秘魯北部蘭巴耶克省發現一件黃金面具，距今約1000年。此外，蘇聯考古工作者在黑海附近的刻赤博斯普魯斯王國遺址的皇家墓葬發現了一件金面具，人們將它命名為博斯普魯斯國王金面具，距今1600年。
墨西哥考古工作者在瓦哈卡出土了一件黃金面具，人們將它以阿茲特克神話中的“春天之神”希佩·托特克命名，稱為希佩·托特克黃金面具。
從已經發現的世界范圍內的黃金面罩對比研究看，鄭州發現的商代黃金面具具有重要地位和研究價值。一是鄭州商代黃金面具是世界上目前發現為數不多的黃金珍品。目前，世界上只有6個國家出土有黃金面具，據不完全統計，希臘有3件、埃及有3件、墨西哥有1件、秘魯有1件、俄羅斯有1件、中國13件，總量20余件，堪稱世界級珍寶。二是鄭州商代黃金面具是世界上已發現的時代最早的黃金面罩之一。在已經發現的黃金面具中，鄭州的黃金面罩與希臘的黃金面具距今3500年到3400年，埃及的黃金面具距今3300年，三星堆和金沙的黃金面具距今3100年到3000年，墨西哥的黃金面具、秘魯的黃金面具、俄羅斯的黃金面具和中國西藏、內蒙古、遼寧的黃金面罩時代較晚一些。鄭州黃金面具堪稱世界最早黃金工藝制品之一。三是鄭州商代黃金面具是世界上唯一非寫實性的黃金面具。在世界上已經發現的黃金面具中，除了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黃金面具是用于裝飾青銅人的祭祀用品、墨西哥出土的黃金面具用途不清外，其他黃金面具都是覆蓋在墓主人面部的殮品。而在這些殮品黃金面具中，希臘、埃及、秘魯、俄羅斯、通遼、沈陽、西藏的黃金面具都是寫實的，是按照主人生前的相貌進行制作，只有鄭州的黃金面具是平面的，沒有經過任何的塑造，是世界黃金面具中唯一的非寫實性黃金面具，提供了世界黃金面具寓意研究的另一種版本，對于研究中國古代人們的信仰、葬俗具有重要意義。四是鄭州商代黃金面具的制作工藝極其先進。早期的黃金制品都是錘揲而成，金器制品的厚度成為制作工藝的重要標志之一。從目前公布的各地黃金面具的規格數據來看，鄭州商代黃金面具在世界已發現的黃金面具中，依單位重量考量，厚度是最薄的，薄如蟬翼，反映了3400年前鄭州商代金器制品的高超工藝，堪稱世界技術最先進的黃金捶揲工藝制品之一。 此外，鄭州出土的獸面紋牌飾是由金箔和綠松石組成的，堪稱中國最早的金鑲玉制品。
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器
土、水、火的完美結合孕育了陶和瓷的誕生，由粗獷、樸實的陶器，到溫潤、潔凈、雅致的瓷器，中華民族用智慧與心血，積聚民族與時代的精華，創造出世界科技、工藝、文化史上的奇葩，成為外國語匯里中國的代名詞。
瓷器是由陶器發展而來的，中國至遲在距今2萬年到1萬年前的舊石器時期向新石器時期過渡階段就開始了陶器燒造的歷史，經過“泥片貼筑法”“泥條盤筑法”，特別是發明了輪制技術后，陶器先后呈現灰陶、紅陶、彩陶、黑陶、白陶、釉陶等五彩繽紛的藝術世界，開辟了人類生活的新境界。在累積了萬年制陶經驗與智慧后，創造出了比陶器更為精美耐用的新器物，這個用高嶺土做坯料、外施釉汁、以1000℃以上高溫燒造出來的新器物就是深深影響人們生活的瓷器。
瓷器誕生于何時？也僅僅是在70年前，人們所看到的最早瓷器還是漢代的青瓷，隨著鄭州商城的發現，揭開了中國這一偉大創造源于何時的秘密。
1954年，在鄭州商城西城墻外約千余米處的人民公園內先后發掘出20座商代墓葬，在25號墓中出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器物，這是一口尊，高25.6厘米、口徑21.4厘米、腹圍76厘米，雙唇，口沿折侈下斜，束頸，折肩，鼓腹，下腹斜內收，圜底，口沿內部、頸部有明顯的輪制痕跡，肩部及腹部拍印細繩紋。與常見的陶器不同，它的通體內外滿施青灰色釉，釉質較為稀薄，有輕微的流釉現象，胎色灰白，胎薄且堅質。這種器物早年在安陽殷墟也出土過，當時的研究者李濟稱之為“釉陶”，因而，鄭州再出土類似器物并未引起人們的關注。可是，隨后在鄭州的商代遺址中這類器物的殘片不斷出現，特別是1965年在功銘路商代墓葬中又出土一件完整的類似的器物，高27厘米、口徑27厘米、頸徑17厘米、上腹徑28厘米，尖唇，大敞口，束頸，折肩，深鼓腹，腹壁斜收，圜底內凹，口沿內及頸部有輪制痕跡，肩部裝飾席紋，腹部裝飾籃紋，胎色灰黃，胎質堅硬，器物外部及器內的上部分，都施黃綠色釉，釉層光亮，釉面有微微流動痕跡，有釉堆積痕，扣起來發出金屬的鏗鏘聲，看上去很有漢代瓷器的感覺。安金槐先生覺得這件外壁亮閃閃、胎質堅硬的器物，應該有別于傳統的陶器。器物被送往有關專業機構檢測，結果令人十分興奮，檢測報告顯示，吸水率低于0.5%，摩氏硬度達到7度，顯氣孔率1.8%，體積密度2.4克/立方厘米，這些數據證明，其物理性能已具備了后期瓷器的所有要素，但胎體斷面可見雜質顆粒，釉面存在未熔石英晶體，底足部位有局部生燒現象（燒成溫度低于1200±30℃），尚完全難以與成熟瓷器比肩。專家們經過研究認定，可命名為原始瓷器。以鄭州出土的這件原始青瓷尊為標志，中國瓷器發展史上推到3600年前，鄭州原始青瓷尊也成為目前中國出土的時代最早的瓷器作品。
以原始瓷為起點，東漢（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青瓷、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的白瓷、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的青花、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的釉變、元代（公元1279年—公元1368年）之后的彩瓷，中國人在造型、釉色、燒制和裝飾上不斷創新，借鑒并融合了其他工藝的精華，將“形”“意”之美發揮得淋漓盡致，從淳樸灑脫的民俗意趣，到恢宏典雅的皇家風范，千余年來精彩紛呈，一路輝煌璀璨，展現了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和審美情懷，為世界貢獻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