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給家長的建議很簡單:“包容、理解、尊重,允許孩子犯錯。”
“那天三四十度,我坐在板房里,空調沒開,卻感覺不到熱,眼睛睜著,卻看不到東西,耳旁是一陣巨大而空白的噪音。同事把飯端到我面前,我才反應過來:‘還沒開會呢?’他們說會早開完了,問我是不是不舒服。”
徐世海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桌沿,回憶起多年前那個讓他瀕臨崩潰的日子——一天之內,三個和他聊了數月的孩子,相繼以同樣的方式結束了生命。他就是電影《向光花盛開》的原型,中國網絡勸生第一人徐世海。

電影《向光花盛開》原型、中國網絡勸生第一人 徐世海
如今,這位曾是工地項目經理的中年人,有著另一個身份:網絡“勸生者”。從2020年至今,他潛伏在青少年吐槽群、重開群,甚至“約死群”里,用模仿少年身份、主動“對罵”、拖延報警等“非常規”手段,從死神手中奪回這些想要輕生的“花朵”,僅通過異地報警,就搶回來不少尚未綻放的生命。遺憾的是,他救了不少“別人的兒子”,自己的兒子卻永遠離開了人世。
近日,記者與徐世海面對面,聽他講述十年間那些關于拯救、傷痛與堅持的故事。

從失去到堅守:“每救一個孩子,就是挽救一個家庭”
徐世海與青少年心理問題的交集,始于對自己孩子的愧疚。“現在想起來,其實早有跡可循。”他說,孩子十六七歲時,突然變得愛獨處、話少,原本喜歡的美術本上,多了許多沮喪的文字。但當時的他覺得“孩子大了該有私密空間”,沒過多干預,直到悲劇發生。
這份遺憾,成了他后來堅持“勸生”的初心。2015年,他開始加入各類青少年QQ群,最初只是想“看看孩子們到底怎么了”,卻發現群里藏著更令人揪心的秘密:上千人的游戲群、學習群里,只要有人吐槽“活得沒意思”,就可能被拉進幾十人的小群,從吐槽負面情緒,逐漸演變成“約死”計劃。“這些‘約死群’像曇花一現,卻能在短時間內壓垮一個孩子。”
最讓他痛心的,是2022年的一天。凌晨三四點,他接到第一個孩子“不在了”的消息,情緒低落到無法開會;七八點,第二個孩子的消息傳來,他在辦公室坐成了“石像”;當晚,律所主任的生日宴上,第三條來自云南的消息讓他徹底繃不住,“幾個大老爺們在馬路邊抱頭痛哭”。
“別人眼里可能這些只是個故事,但對我來說,是一個個鮮活的孩子。”徐世海說,從那以后,他更堅定了“勸生”的念頭,“每幫一個孩子,不只是救一個人,更是挽救一個瀕臨坍塌的家庭——這種失去孩子的痛,我太懂了。”

“非常規”救人:從“對罵”到“站隊”,把孩子從樓頂拉下來
在徐世海的“勸生”經歷里,沒有“你要熱愛生活”的空洞說教——他知道,對已經站在樓頂的孩子,這些話毫無意義。他的方法,是“先站到孩子的隊伍里”。
最讓他印象深刻的一次,一個孩子在群里發“老子先走一步了”,徐世海立刻回復:“求捎帶,我膽小,沒勇氣,你帶我。”他順勢提出私聊,然后直接“罵”了起來:“你就是個騙子,專騙小孩去死!”
“一開始他不理我,后來罵急了,說‘我不跟你吵了,馬上就走’。”徐世海笑著回憶,他接著“懟”:“你才不敢走,就是個慫包!”一來二去,孩子被激怒了,說“今天不死了,也要跟你罵到底”。就這樣,從半夜罵到天亮,孩子的情緒從“想死”變成“想出氣”,徐世海再慢慢引導,聊他的委屈、他的無奈,最終讓孩子放棄了輕生的念頭。
還有一次,一個孩子說自己在樓頂,徐世海立刻拍了張“站在樓頂邊緣”的照片發過去:“我也來了,但你得拍清楚周圍讓我看,別騙我。”等孩子發來照片,他立刻截圖找朋友圈里的人辨認標志性建筑,確認是上海后,馬上打110報警。“現在警方效率很高,報了QQ號,很快就能定位,好多孩子就是這樣被及時救下來的。”
這些年,他潛伏在各種群中,阻止了不少悲劇的發生:為了拖延時間,他會編“我找易經大師算過,11點半跳才吉利”;遇到服藥的孩子,他一邊穩住對方,一邊聯系警方——他的手機里,存著無數個城市的110電話,“多拖一分鐘,孩子就多一分希望”。


青少年在“重開群”中訴說負能量
親子隔閡:“家長總在說教,孩子把心門關上了”
采訪中,徐世海反復提到一個詞:“簾子”——孩子和家長之間,常常隔著一道看不見的簾子。“好多孩子有心理問題,根源就在親子關系。”他說,家長總覺得“我罵你、說你,都是為你好”,卻忘了“蹲下來”聽孩子說話。
他見過太多這樣的例子:家長一邊給孩子刷鞋,一邊抱怨“新買的鞋幾百塊,你怎么這么不愛惜”;孩子想幫忙做家務,家長卻說“刀太利、水太熱,你別碰”,等孩子什么都不會做,又罵“你怎么這么沒用”;孩子考砸了,家長歇斯底里,卻沒問過孩子“是不是壓力太大了”。
“孩子會覺得,家長不講理——你不讓我做,又罵我不會做;你天天說教,卻從來不聽我說話。”徐世海嘆了口氣,“時間長了,孩子就把心門關上了,有委屈也不跟家長說,寧愿跟網上的陌生人聊。”
他給家長的建議很簡單:“包容、理解、尊重”。“允許孩子犯錯,比如打碎盤子不是錯,考砸了也不是錯;多跟孩子‘請教’,比如‘這件事爸爸不知道怎么做,你能教教我嗎’,比說教管用多了。”
十年堅守與代價:被負面情緒“消耗”,也被孩子的感恩溫暖
十年“勸生”,徐世海也有撐不住的時候。每天面對孩子吐槽、自殺等消息,他會變得“看什么都想生氣”,甚至失眠、沒胃口。“心理學老師跟我說,一定要及時停,先保護好自己,才能幫別人。”
所以,當他感覺自己被負面情緒“淹沒”時,會立刻刪掉所有群聊,關掉手機,跟朋友去爬山、唱歌、喝酒,“累個半死,或者撕心裂肺喊一場,情緒就疏解了”。他的身邊,有老師、作家、律師、心理學專家組成的“親友團”,“沒有他們,我撐不下來”。
他也遇到過誤解——有孩子“走了”,家長看到孩子和他的聊天記錄,以為是徐世海“教唆”,打電話罵他“還我孩子命來”,甚至找上門來。但當徐世海把和孩子的聊天記錄給家長看,告訴他們“你可能沒我了解你孩子”時,家長往往會抱著他哭:“原來孩子心里這么苦。”
更多時候,他被孩子的感恩溫暖著:有孩子參加工作后,把第一個月工資寄給他;有孩子知道他喜歡爬山,寄來手杖和沖鋒衣;還有孩子受他影響,也開始在網上勸解其他孩子。“有個孩子跟我說,‘徐叔,我現在覺得,活著挺好的’——這句話,比什么都值。”
期待:讓“生命教育”進課堂,別讓喪文化害了孩子
如今,徐世海依然在堅持——雖然他會刻意減少和孩子的群聊,“怕自己撐不住,也怕影響孩子”,但只要有孩子找過來,他還是會耐心回復。他最擔心的,是越來越多的孩子被“喪文化”影響。
“對于一些喪文化作品,成年人能從文學角度理解,但十幾歲的孩子看了,可能會對心理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還有一些危險游戲,負面影響甚至是致命的。”
“生命教育太重要了,應該進課堂。”徐世海說,他希望家長能多陪孩子,少點說教;希望社會能多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別讓“空心病”(對現在失望、對未來沒希望)蔓延;更希望每個孩子都知道,“活著,這個世界就在,還有很多美好的東西等著他們發現”。
談及未來計劃時,徐世海說:“父母永遠是孩子的第一道防線,未來我想先成立一個自己的工作室,每天開開直播,和家長們聊聊怎么和孩子溝通,掀開父母與孩子之間的‘簾子’,這樣或許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采訪即將結束時,徐世海的手機響了,是一個曾經被他救下的孩子發來的消息:“徐叔,我今天發工資了,想請你吃飯。”他笑著回復:“不用啦,你好好工作就行”,眼里滿是溫柔。
記者 劉鴻橋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