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關注著北大學生吳謝宇弒母被抓獲的新聞，還有上海17歲男孩當著母親的面跳橋自殺的新聞，我常想，如果不是你們，我就會是新聞里同樣悲慘的媽媽。”5月4日，登封市檢察院檢察官顧貝蕾利用假期時間對15歲少年小龍的家進行跟蹤回訪，小龍媽媽王某拉著顧貝蕾的手，不無感慨地訴說著。
通過長達一年多的臨界預防和親職教育，小龍和媽媽早已恢復了骨肉親情，有過多次偷盜史的小龍更是遠離犯罪，改邪歸正，重新進入技術學校開始正常的學習。而連續11年來，登封市檢察院開設貝蕾關愛課堂，堅持對罪錯未成年人及其家庭開展幫教和親職教育，所幫教的510名涉罪未成年人沒有一名重新犯罪，連續11年，登封保持了涉罪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零紀錄。
他將母親推倒摔傷，還冷冷說，“少裝可憐”
“媽媽哭著對我說，把我拉扯大不容易，讓我孝順，我卻說‘你掙錢養我不是應該的嗎？’我向媽媽要錢去上網，媽媽不給，我一把就將她重重推倒在地，媽媽摔破了手臂，痛得在地上半天起不來，我卻覺得媽媽是在裝樣子，冷冷地對她說‘你少裝可憐……’”4月20日，在登封市檢察院、登封市關工委、登封市教體局舉辦的第十八期貝蕾關愛課堂上，小龍等20名罪錯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接受為期5天的封閉式幫教和親職教育。當著所有學員的面，小龍勇敢地站出來，訴說自己往昔的罪與錯，說出來的話語令人唏噓，更發人深省。小龍幼年時父母離異，缺乏管束的他早早輟學，與一群不良少年四處游手好閑，沒有錢花就開始盜竊。不足14歲就開始出入多個轄區的派出所。
“不夠刑事責任年齡，即使盜竊現場抓到他，也只能訓誡教育一番釋放，孩子一回到原來的生活環境和朋友圈子，很快又重走邪路，還有一些孩子犯罪雖然到了刑事責任年齡，但在法定取保候審期間容易重新犯罪，特別是一些孩子，即使犯罪受到了刑事處罰，由于自己沒有反思，家庭監管也不到位，重新犯罪概率特別大。”登封市公安局案審大隊大隊長黃耀輝面對記者憂心忡忡。“怎樣讓這種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遠離犯罪，怎樣讓涉罪未成年人尤其是輕微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不再重新犯罪，是我們司法工作者共同希望破解的難題。”據了解，登封是全國聞名的武術之鄉，擁有武術學校100余所，學員12萬人，普通中小學生14余萬人，未成年人數占全市人口1/3。2008年以前，未成年人案件犯罪案件數量一度呈逐年增加的態勢。“我們所說的罪錯未成年人，指實施犯罪行為但因未達刑事責任年齡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法律規定具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河南省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部負責人唐懋鎣對記者說，“一個罪錯孩子背后，都是一個家庭悲劇、甚至是家族悲劇，而未成年人犯罪現象不斷加劇下去，就是整個社會的悲劇”。
面對罪錯孩子百般糾結的，更有痛苦的罪錯未成年人的家長們。“不知道流了多少淚，也不知道該怎么管，更不敢管。”小龍的媽媽王某提起當年的往事，仍然忍不住流下眼淚，“一管教孩子，孩子就沖我發火，家里東西抓住什么摔什么，最后我自己這個當媽的天天小心翼翼看孩子臉色，什么也不敢管”。除了不知管、不敢管的家長，更有一些家長不會管，過于粗暴教育，對罪錯孩子非打即罵，夫妻雙方互相指責、推卸責任，只認為孩子有錯，他人有錯，不注意反思自身的失誤，往往激化家庭矛盾，讓孩子在罪錯道路上越滑越遠。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每個罪錯未成年人背后，都有長期失職的父母或監護人。”登封市檢察院檢察長劉文勝對此深有感觸。
“五個一”幫教法，找到解決難題的“金鑰匙”
“面對這些對社會和家庭惹出很大麻煩的孩子，面對這些長期失職的父母，不能一味灌輸式的說教，我們需要激發和喚醒他們內心向好向善的力量，需要讓他們主動知錯改過，矯正自己的錯誤思想和錯誤言行，更要讓他們持之以恒。”鄭州登封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文勝這樣解釋工作的理念。
11年來，登封市人民檢察院逐步探索建立了《檢察引領、社會各界參與引領涉罪未成年人心靈回歸全方位幫教機制》，以“崇法尚德、以文化人”理念為核心，將罪錯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共同作為幫教對象，司法部門、關工委、教體局等部門社會化聯合參與，貫穿于公檢法司各個環節全程幫教。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實踐了“五個一”幫教法，首先是“一開放”，檢察機關向罪錯未成年人及其家長開放式免費提供各類法律和道德類學習資料，解答家長們的各類疑問，讓罪錯未成年人及其家長在家開放式學習，對檢察機關和法律知識從陌生走向了解，從了解走向敬畏。
其次是“一集中”，每周五讓罪錯未成年人及其父母來到檢察院或關愛基地，集中學習半天，利用堅持集中學習，觀看革命故事、勵志、孝親感恩等內容的視頻，分享在家中一周來學習和勞動收獲，培養孩子及其父母的學習習慣。
第三是“一封閉”，也是幫教機制的核心，利用寒暑假舉辦封閉式的親職教育學習班，五天時間，食宿學統一安排，不收取任何費用，只要求罪錯孩子的父母暫時放下手頭的工作，放下手機等電子產品，與孩子同學習，同吃住，進行高質量的全心陪伴，改善和強化與孩子的親子關系，父母和孩子共同樹立知錯、改錯的決心和信心，為罪錯未成年人重新構建健康成長的家庭環境。
“一封閉”結束后，檢察機關還將持續三年或更長時間的“一跟蹤”、“一回訪”，鞏固幫教成果，防止行為反復，持續傳遞檢察關愛。
“孩子們的成長歷程中太缺少父母高質量的陪伴了，孩子們太缺少來自父母正確的關愛和教育了，父母們的家庭教育也太需要有針對性的指導了，連續五天心無旁騖、專心致志高質量的陪伴和學習，往往會燃燒起親情感化的大火，焚燒罪錯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精神垃圾，讓他們找到重建幸福家庭和幸福人生的‘金鑰匙’”，登封市人民檢察院負責控申及未檢工作的第五檢察部主任顧貝蕾充滿感情地談起了封閉式學習班——貝蕾關愛課堂連續舉辦十八期的點點滴滴，課堂也以她的名字命名，“這讓我感到責任重大，每期封閉式學習班，院領導會和我們一起根據罪錯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實際情況，精心編排課程，運用多媒體教學，強化心理教育課程，同時注重生活細節教育，從早睡早起、內務整理、打掃衛生、要求孩子要為自己父母打飯打菜開始，教育家長們以身作則，為孩子作模范，教育孩子懂禮貌，守美德。”
“從小到大，這是爸媽陪我最長最美的一段時光。”涉嫌尋釁滋事犯罪的小林曾是一個留守兒童，父母雙雙出外打工，“只能過年時才見到爸媽幾天，而那時爸媽還要忙這忙那，顧不上我，他們講的大道理我也聽不進去。而在貝蕾關愛課堂上，我挨著爸媽聽課，和他們一個屋睡覺，一張桌子吃飯，特別幸福，有說不完的話，5天和爸媽說的話超過15年來的總和，我真心知道自己錯了，爸媽對我的每一句教育我都記在了心里。”
“從來沒上過這樣的課”。涉嫌電信詐騙犯罪小李的父親老李曾對課堂教學不以為然。然而在漫漫人生路、親情對視等心理互動式教學中，原本性格內向的老李主動抱著兒子痛哭失聲，主動向孩子道歉，承認自己在兒子成長過程中的種種失誤。找回了多年的父子真情。老李給記者寫了一個端端正正的“家”字，說，我在課堂上理解到，我把家字起筆第一點，比作親人之間不能等待的關愛，這份關愛缺少或如果放錯了地方，家就不成家了，甚至會成為“冢”，成為孩子人生情感的墳墓。
《不能等待的關愛》是罪錯孩子們和父母們的感悟筆記、書信集，也是他們對過往的懺悔、重生的渴望。很多孩子給家長寫信是邊哭邊寫，家長給孩子寫也是淚水漣漣，在一封信中記者看到，一個涉罪孩子的母親，辭去了在上海待遇豐厚的職位，決心回家鄉找一份離家較近的工作，與孩子進行長期的陪伴。正是在這樣深情的溝通和交流中，父母和孩子們心靈得到了凈化，情相近，意相通。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罪錯未成年人和父母的深度情感鏈接，成為了孩子走向光明人生的強大動力，這也是接受幫教的孩子們之所以不再重新犯罪的基礎所在。”登封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李彩云說。11年來，不僅登封市檢察院所幫教的罪錯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為零，在登封市未成年人人口逐年上升的情況下，未成年人犯罪趨勢卻呈逐年下降的態勢，這一升一降正說明了登封市檢察院幫教工作取得扎扎實實的成效。
專家：登封檢察院工作經驗值得推廣
11年來，為了幫助這些罪錯未成年人及其家長，在檢察院的有力引導下，登封市社會各界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登封市委市政府每年拔款20萬元，專項用于罪錯未成年人幫教和強制親職幫教。
登封市檢察院相關案例入選中央電視臺《守護明天》欄目，擔任過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韓長安感動于登封檢察院此項工作開展，捐款100萬元專門用于罪錯未成年人幫教和強制親職教育工作。
省委黨校黨建教研部副教授陳燕在觀摩中，看到罪錯未成年人及其家長的改變和懺悔，在感動中不禁落淚，她稱，探索一個長效的、社會各方參與的幫教機制，使這些孩子不再犯錯，成為一個對社會有價值的人，登封市檢察院做法值得肯定。
鄭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德法在座談會上說到“未檢工作是少年司法的一部分，檢察機關作為承上啟下的獨立的特殊的地位，承擔起前延后伸的作用，需要給予跟蹤幫教。尤其是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犯罪未成年人，法律雖然不能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但如果不對他們進行幫教、糾錯，將會給社會帶來惡劣的影響。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拉他一把，進行一些干預，我們不但會阻止一些惡性案件的發生，更會挽救孩子的一生，為社會增添和諧安寧。”劉德法說，登封市檢察院這項工作11年來的堅持體現了檢察官們的愛心、良心、良知、和溫度。看到課堂上孩子和家長們的變化，深受啟發，也非常感動。
省委政法委專項行動處調研員張邴勛稱，11年來，登封市檢察機關主導，社會協同、群眾參與，長期持之以恒開展罪錯未成年人幫教和強制親職教育，效果振奮人心，工作經驗值得推廣。
鄭報融媒·鄭州晚報記者 魯燕 通訊員 周慶華 劉雁平 王潁潁
